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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黄河大合唱》创作之路寻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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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9-5-31 07:00:45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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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黄河大合唱》创作之路寻访
北京晚报     2019年05月30日       作者:周新京
     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三日,《黄河大合唱》问世。八十年后,词作者光未然之子张安东,邀集抗敌演剧三队的后人和一些故友,打算沿当年的创作之路走一遭。原以为,“寻访团”只是一边观光一边考察,像时下的“驴友”一样。临时建立的微信朋友圈,不过三四十人,与抗敌演剧三队差不多。集结到一起才发现,除了这拨人,还有来自澳大利亚的纳维塔黄河合唱团,来自上海、广州、深圳等地的合唱团,来自多国和国内多地的参演者、相关史料研究者和多家媒体等,竟有二百余人。
    初春时节,西北地区,早晚温差很大。几乎在艺术氛围里泡了一辈子的张安东,留着锃亮的光头,在人群中很好辨认。作为活动的一部分,沿途各地的政府、文化促进会、侨联等,也参与进来。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南非等多地的华人合唱团,遥相呼应。此外,寻访团的二百余人,与西北民族大学合唱团的二百余人,定于四月十三日前,在延安“胜利会师”,也是盛举之一。
    第一站演出,在壶口瀑布,岸边早已建起一座固定的戏台。两侧本该写着“出将”、“入相”的“渡古门”,换成百姓人家的窑洞门。中国的观众,对那处景观太熟悉了。报刊、影视、MTV、大型文艺活动的背景等,随处可见。但亲临现场,仍十分震撼。如果不是被腾起的水雾打湿,会觉得那简直就像奔涌的岩浆。
    第二站演出,在乾坤湾,据说是伏羲演八卦的地方,附近还有一个伏羲村。河道形成七个相连的S形,已被列为国家地质公园。最突出的特征,是一望无际的山峦,并非造山运动的产物,而是平坦的高原,被流水侵蚀和冲刷的结果。故而所有的山峦,几乎一般高。中心区域加外延部分,约占国土面积六分之一。
    别林斯基说,诗是大自然创造力的反射,很有道理。生命的激动,仅靠符号是很难唤起的。歌词中,“我站在高山之巅,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”、“浊流宛转,结成九曲连环”等,显然指的是乾坤湾一带的地貌。而“它呻吟着,震荡着,发出十万万匹马力,摇动了地壳,冲散了天上的乌云”,则是壶口瀑布气势的写照。
    黄昏时分,河水柔美地流过峡谷,与壶口那边的景观相映衬,活脱一幅至静至动的阴阳符。2018年,中国作家协会原秘书长金坚范,将自己收藏的光未然先生手书《黄河颂》,捐献给乾坤湾所在的永和县。该县遂将此手迹,镌刻在一块麒麟状的石碑上,置于“高山之巅”。为苍莽的天地,平添一缕人文的香气。
    一 问世之初
    《黄河大合唱》的问世,有很多偶然因素。抗战时期的宣传工作,由郭沫若领衔的第三厅负责,隶属陈诚和周恩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,先后组建了十个抗敌演剧队、五个社团,分别奔走于不同地区。光未然先生率领演剧三队,在山西一带鼓动群众,本无前往延安和创作大型作品的计划。
    但队伍行进中,他不慎坠马骨折,被中央组织部召去延安治疗。最后七百里地,是队友们用担架抬着走的。没有麻药,他只能忍着痛。仿佛宿命就是要让他发声,便将国家和民族的痛,转移到他身上,让他痛到骨子里。沿途被战火摧毁的村庄、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,以及壮阔的地貌等,都给予他极深的刺激。
    冼星海先生也是几经辗转才到达延安。光未然先生原想将沿途的感受,写成一首长诗。经众人提议,改为大合唱。以口授方式,五天便赶出歌词。冼先生兴奋地抢过手稿说,“我有把握把它谱好”!光未然先生却记得,那句话是“这是属于我的”。也许是其他场合讲的,但他更认同这一句。
    那时生活物资紧缺,冼星海先生创作时有吃糖的习惯。友人们便各找门路,“借”来两斤白糖。
    仅用六天,冼星海先生就谱好《黄河大合唱》。除了天赋和学养,也因战局不等人,三队将在次月重返前线。合唱队缺人,特别是女声部,便从“孩子剧团”找来未变声的大男孩充数。整个延安加起来,也没有几件西洋乐器。于是二胡、三弦,柴油桶、茶缸一齐上,也算是玩后现代的先驱了。
    二 版本流传
    《黄河大合唱》在传唱中,形成多种版本。冼星海先生经手的,是“延安版”和“莫斯科版”。延安版是突击出来的,他对音乐部分不是很满意。在莫斯科养病期间,他对曲式做了调整,变得更加繁复和精致。无奈赶上德军入侵,没条件排演。他颠沛流离一段,就病逝了。其他人无缘接手,致使那个版本被束之高阁。
    后来,不同的指挥家,便有不同的版本。最有趣的,是刚粉碎“四人帮”时,李德伦先生指挥的那一版。凌空做一个手势后,合唱团延迟片刻才发出声音。观众对此感到不解,报纸专门做了采访。他的解释是,合唱团对节奏间隔,心里是有数的。他那个手势,只是情绪使然。这倒不难理解,他的风格,就是激情澎湃。
    目前流传最广的,是“严版”。指挥家严良堃先生,一生指挥了一千多场《黄河大合唱》,足迹遍布世界各地。作品经数十年打磨,所有细节都浸透他独家的理解和儒雅酣畅的气息。合唱者和演奏者,也觉得比较协调和适宜。加上他精力充沛,不辞辛苦宣扬讲授,门下弟子不少。便逐渐在这一项上,占据了“统治地位”。
    对此,冼星海先生的女儿,稍有异议。从自身的立场,她理所当然恪守先父的原创版本。在一些细节处理上,与“严版”存在着分歧,但并不干预严先生及其“严版”的演出和传播,只是不参与。实际上,这些分歧,为作品增添不少训诂的色彩和流变的丰富性。没有冲淡和削弱作品,反而是可以增值的。
    比如,《黄河船夫曲》中,有一处“划呦”的处理。原版是三连音,“严版”却处理为前十六后八。在内容表达上,形成两种效果。三连音强调的,是扳桨最吃力时,产生的动作分解或“飞矢不动”的间离感;后一种强调的,是扳桨最吃力时,那种“一过性”的爆发力,保持了激情的连贯性。
    这一分歧,与体验派和表现派的差异十分相似。严先生虽然指挥过一千多场《黄河大合唱》,但大都在国内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,处理方式比较东方化。如果仅演奏《黄河船夫曲》,可能采用三连音的效果会更好。因为整部作品中,这一曲最富有哲学意味,把中华民族奋勇求生、百折不挠的精神,单独提炼了出来。
    《黄河大合唱》的首演指挥,并不是冼星海先生,而是学数学的邬析零先生。他在回忆文章中谈起过,《冼星海日记》也有记载。那年邬先生十九岁,像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,不论学什么专业,都投入到“抗日救亡”运动中去。但他学指挥,第一堂课却是冼星海先生教的,也算是冼先生的学生了。
    作为三队的音乐组长,邬先生随光未然先生一路走过来。曾将自己的见闻,向冼星海先生绘声绘色讲了一夜,特别是船夫号子。拿到乐谱后,一天一曲的紧张排练,也是他操持的,冼先生抽空指导。《黄河大合唱》背景庞大,但写词、作曲和排演,仅大致各用一个星期。犹如短促有力的“三连音”,托起整部作品。
    三 回归主场
    在很多人印象中,延安还是“革命圣地”的样子。其实主要街区,与大城市没什么不同。两路人马会师当晚,西北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合唱团在颇具现代气派的延安大剧院,举办了本次活动的第三场演出。词曲熟得不能再熟,听的就是情感的表达了。
    如果说,以中老年为主的寻访合唱团,与当年的抗敌演剧三队最相似之处,是从世界各地汇聚而来的非专业性;那么,这支以学生为主,并在国际比赛中获得金奖的合唱团,最相似之处则是青春。歌声纯净、赤诚而热烈,令人感慨万端。但愿情怀依旧,却不必再冒生命的危险了,这是老年人最想表达的祝福。
    延安大剧院不仅造型很现代,从海报的内容看,国际交往也不少。比如,以色列民谣摇滚乐队的“曳动幽灵”演唱会、亚历桑德拉罗的“最后的莫西干人”印第安音乐品鉴会、普罗科菲耶夫交响儿童音乐剧“彼得与狼”,以及更为时尚的“街霸时代”钢琴大斗法等。反映了这座城市,略带魔幻色彩的观众趣味。
    此次活动的第四场演出,也就是“压轴戏”,是四月十三日,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广场上,由“胜利会师”的两路人马,共同唱响《黄河大合唱》,与八十年前这一天的首演相呼应。最奇妙的,是合唱团身后矗立着一座天主教堂,犹如靠山一般。那便是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旧址,或称新中国左翼文坛的“孵化器”。无形中提示着,大合唱曲式的由来。冼星海先生完成创作后,曾用英文在封面上标注——黄河“康塔塔”。而“康塔塔”的原意,是声乐套曲,从纪念耶稣牺牲的“大弥撒”演绎而来。
    创作过程中,冼星海先生曾对邬析零先生提起过,要摆脱宗教和学院的影响,融入中国元素。事实上,在此之前,他创作的一系列歌曲,已经完成这个蜕变。“康塔塔”是他渴望已久的大型作品,不啻新的挑战。但那种曲式和多声部结构,毕竟不是本土产物。一经发声,便在形式和氛围上,引发相关的联想。
    促成《黄河大合唱》问世的偶然因素中,也应该包括六届六中全会。终结“王明路线”,在政治和组织上,实现本土化的转变。试想,如果“王明路线”占了上风,以他惟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“教条主义”做派,文艺也免不了被“纳入正轨”。即使歌词仍是原样,《黄河大合唱》也有可能向苏联音乐靠拢。当然,苏联卫国战争歌曲,也很好听。但能不能被海内外华人传唱八十年,就说不准了。因为音乐的传唱,比较依赖文化气质的认同,或“集体潜意识”的唤醒。
    四 作品遭际
    冼星海先生除了这部作品,还写过《生产大合唱》,光未然先生也写过《三门峡大合唱》,都没有流传下来,却可以帮助人们,从侧面理解《黄河大合唱》。这三部作品,都有特定的时事背景。但《黄河大合唱》,是以民族史诗的形式,表现人类反法西斯的共同诉求和坚强意志,便在很大程度上,超越了时事。《黄河大合唱》问世后的遭遇,很有戏剧性。歌谱是怎样带出延安的,就有不同的说法。由于整部作品中,惟有《保卫黄河》唱起来最带劲,便很快流传开来。起初在国共两边军队里唱,几乎成为军歌,继而各自所辖地区的民众也开始唱。大部分人都是先知道这首歌,后来才知道有一部大合唱。
    上世纪五十年代,是《黄河大合唱》最红火的时期。不仅专业团体必唱,群众歌咏活动也少不了,特别是《保卫黄河》。在东方阵营,每逢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,节目上半场,是肖斯塔科维奇的《第七交响曲》,下半场便是《黄河大合唱》。《第七交响曲》是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在枪炮呼啸声中创作出来的。当时列宁格勒已被炸成废墟,四十三万人在围困中饿死,葬身战火的更多。绝境中,指挥家伊利亚斯伯格,在仅剩十五人的列宁格勒广播乐团基础上,想尽办法征集人手,排演了这部作品,用大喇叭向全城播放,堪称“战斗的民族”最美丽的时刻。
    《黄河大合唱》也一样,当“过日子”的中华民族,受到野蛮侵略,也照样会成为“战斗的民族”,焕发出异乎寻常的美丽。一九四九年,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,美国著名歌唱家罗伯逊,演唱了英文版的《黄河颂》。日本也有一些团体,相继将日文版《黄河大合唱》,录制成唱盘、胶带、钢丝等,寄赠光未然先生。毫无疑问,反对法西斯、维护世界和平,是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立场。
    “文革”中作品曾被禁演,唯一传唱的《保卫黄河》,歌词也被修改。一九七五年,邓小平复出期间,有人提议,按原样演唱《黄河大合唱》。身为抗战中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宿将,对这部作品自是有感情的。经请示最高领袖,终获同意。然而,随着他再度失势,这部作品也被按下。直到粉碎“四人帮”,《黄河大合唱》才得以正常公演。
    那段日子,《黄河大合唱》一连演了十几场,由光未然先生亲自朗诵第三乐章——《黄河之水天上来》。首都体育馆外的大灯,把广场照得如同白昼,音乐震耳欲聋。明知不会有人退票,许多人仍密密麻麻地站在那里等。一方面说明,这部“老”作品很受欢迎。同时也说明,其他文艺演出太少了,毕竟刚刚解禁。
    五 造就传奇
    渡过圪针滩那一天,恰巧是光未然先生二十五岁生日。他们那代人,无论文艺还是学术,大都二三十岁就写出一生的扛鼎之作。并在整体上形成一个高地。其生成机制,无非以经典诗文启蒙,而后不间断地砥砺精进,较早地完成语言、情致和格局的训练。后世欠缺的,主要是这份以经典“洗髓”的“童子功”。
    时事的推助也是重要因素。旧文化解体,新文化草创,加上强敌入侵、民族危亡。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,什么是应时之举,什么是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基本架构,都不得不通盘考量。所有的“是什么”,均须追究“为什么”。思想是自由的、彻底的,也是独立担当的,那注定是一个出史诗的年代。
    冼星海谱写《黄河大合唱》,除了与光未然先生在气质、才能和史诗情怀上,存在难得的契合,也与他所在的环境,存在隐秘的契合。陕北音调,给世人印象最深的,就是唢呐和腰鼓。信天游之于唢呐,只是“换了一副嗓子”。如果见识过当地的自然景观,就会明白,它们在民众精神生活中占据的地位。严肃的演奏家,端起唢呐,涌上身心的“基调”,并非热闹,而是空寂和苍凉,那便是“塬”的整体意象。摇曳着优美曲线伸向天边的黄河,勾画出它的旋律。那也并非悠扬,而是大悲和大喜归于一处的“极乐”。生死嫁娶,领衔的都是它。从《黄河颂》和《黄河怨》中,难道不可以听出,那份“叫天”式的倾诉吗?浩大的腰鼓阵,则像是壶口瀑布的人间“镜像”,一场宣泄原始生命力的竞赛。如果不把那只鼓系在腰上,加入方阵试一试,很难体会人这种动物,怎样将狂野的天性发挥到极致。与唢呐的单旋律相比,腰鼓阵天然是“多声部”的。《黄河船夫曲》、《保卫黄河》、《怒吼吧,黄河》的背后,潜藏着同样的音乐原型。
    中国老话讲,凡事讲究“天时地利人和”,《黄河大合唱》不仅占尽机缘,而且近乎传奇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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