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德源里长大 （3则）

宋金山

我在德源里长大

我在小白楼建设路德源里长大。

这是天津极普通的小胡同。1—4号院都是二楼建筑，5号是一间平房。整个胡同二十来户人家。胡同口原有缝鞋匠老头叫王老四，文革前消失不见了。出胡同就是粮店，副食店，买东西方便。夏天最热闹，大娘大婶们都拿着蒲扇和小板凳出来乘凉，说古论今，谈天说地。那时哪家都没有秘密，家庭状况和大事小情，都在邻居们的眼皮底下和舌头尖上。男人们几乎没有走动和交流，吃完晚饭后都锁在自己家里。也许是政治因素，使男人们只知道上班挣工资，回家不管任何闲杂事。

上小学前的事几乎记不得了。只记得妈妈每次开饭时，都在二楼窗口向整个胡同喊：“钉柱，钢柱，兴柱---”妈妈略带嘶哑，但十分亲切的山东胶东口音，一直喊到我上山下乡，才在耳边消失。
小时侯玩耍内容十分丰富，女孩子踢毽子，跳房子，跳猴皮筋抓彩子，玩散棒。男孩子拍毛片，捉迷藏，摔泥罐，推铁环，逗老根、弹玻璃球。用冰棒捆成的手枪，射击用纸折叠的子弹。夏天粘蜻蜓和爬树逮知了。过春节抖闷葫芦儿。男孩子和女孩子们一起玩“踢罐电报”等各种各样的游戏。可惜，这些没有成本而又健心益智的游戏，都失传了。60年代，主要玩扑克“大跃进”打六家。它风靡全市，老少都参加。在海河边，河东体育场有几处规模很大的阵地。从中涌现一批高手和知名人士。

德源里有大小50余个孩子，有十几个孩子赶上“老三届”。其中有我和弟弟金水，王俨、小青、德立、吉祥、伟彪、茂生、德民等。4号院的张萍和孟庆生，1号院的夏华昌，3号院的大俊，属于当时的技校或中专。大一些的有孟庆兰、张小明、王丽娟、韩增祥、桑连城、夏华明等，他们很早地步入社会参加工作。

   

  德源里比较有特点的家庭有七八家。

3号院一楼的老朱家。朱大爷解放前就是厨师，生养了六个男孩和四个女孩。朱大娘喊了这个又叫那个。幸亏朱大哥到朱四哥陆续参加工作，朱家才缓过劲来。朱三姐和四姐大俊，夏天经常在过道里搭个木板床睡午觉，给小男孩们展示了少女的睡姿，有一种神秘感和温柔感。因家境困难，朱家几乎每天都在吵架。朱大爷经常是气呼呼地扬长而去。但他的身体极好，一直活到八十多岁。
5号院唯一的平房里，住着二嫂子一家，有四个孩子。印喜、小丫、小点子，还有一个想不起名字。二嫂子的丈夫姓李，是市级劳动模范。不苟言笑，既有工人老大哥的形象，又有大老粗的做派。二嫂子当了几年的街道代表，是热心人。胡同里的事，象掏地沟，收垃圾费，街里搞什么活动，都是她拖着罗圈腿跑来跑去地张罗。1958年除四害，每家都敲盆敲罐，为的是不让麻雀着地。二嫂子也在胡同里整整跑了一天。文革刚开始，一家子就搬走了。接任的街代表胖大娘，住进那间只有七平米的小平房。

  4号院孟大娘与我家都是胶东半岛人，是老乡。孟大娘与我母亲感情最近，过往最密。孟大爷是胡同里唯一的领导干部，是市政协的一位处长。加上他浓重的山东口音，高大的身材，让全胡同的人都敬畏他。孟大娘六十年代末，染病卧床不起。痛苦至极，竟用布腰带吊到门把上，自我了断了。孟大爷续弦离开了德源里。孟庆兰大姐还是和我母亲关系最好。一直延续到我母亲去世。
4号楼上王大爷，是胡同里唯一的资本家。公私合营后，王大爷深居简出，不和任何人过话。王大娘却是闲不住的人，那时女人吸烟和打麻将的极少，王大娘经常是在烟雾缭绕里，推了一圈又一圈。王大娘八十六岁高龄时，还在打麻将。丽娟大姐和妹妹丫蛋带着聪明劲和利落劲。男孩王俨是我的同班同学。精明干练，玩的东西无所不精。下象棋、打扑克、弹球、拍毛片等，都是胡同里的高手。有一次薛老师提议增选王俨为中队委，我投了反对票。却没有影响我俩人的关系，相互之间都有彼此佩服的空间。是资本家出身，把他耽误了。后来他在承德插队，自学英语过关。前几年王俨远走高飞到美国，在拉斯维加斯大赌场当高级管理人员。他秉承了父母的血统，并且发扬光大。  王大娘的亲弟弟，我们都喊小老舅。个头不高，浓眉大眼，六十年代就在南京军区部队的足球队，踢右边锋。后来复员到河北青年二队当教练。是孩子们崇拜的人物。

4号院的张大娘，是河东区小学的语文教师。戴付眼镜，文质彬彬，是胡同里唯一的知识分子。他的长子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，和陈景润一起搞数学研究。大姐张小明在水上公园工作，后来提拔到副园长。二姐张小慧，早早地分配到西安当老师。三姐张小萍，也叫张萍。是我十八岁时尝到暗恋滋味的人物，给过我模糊的爱。
弟弟张小青，天资聪明。小时侯就摆弄半导体，修理闹钟。我和小青无话不谈，停课闹革命在家时，我俩几乎天天在一起。他家里所有的聚会场合都有我。他后来到献县插队，七零年我利用外调机会专程看望他。生活条件相当艰苦，精神很是苦闷。我给他留下五元钱，道别时彼此热泪盈眶，难舍难分。
4号院老韩家是山西人。韩大爷是会计，韩大娘在一个集体小厂里任车间主任。韩大娘回到家就领着几个孩子，拼命地砸卫生纸，然后包装，送货。装满一辆三轮车，也就挣几个钱。韩家里纸屑满地，尘屑飞扬。大哥增祥后来自立公司，二哥吉祥担任了一家装饰公司的老板，大妹秀梅二十一岁，就当了国营纺织厂的团委书记。韩大娘八十四岁高龄时，记忆力不减，说话还是当年那样泼辣利落。90年代，我请德源里的两位老人韩大娘和王大娘，吃了一顿饭。各给五百元，以尽晚辈之心。
  1号院桑连城比我大五岁。父亲还乡，他独身住了一间二十平米的大房子。是胡同里享受自由空间最大的快乐王子。他参加工作很早，一人享用着三十多元的工资，也是胡同里人均消费最富有的。他饱览群书，但口头表达能力很差，我是他唯一的沟通伙伴。象“三侠五义”、“金瓶梅”、“儒林外史”等，我都是从他嘴里听到的。文革刚开始，因他父亲的历史问题，被造反组织扫地出门，不知去向。又搬来街道代表王桂花一家八口。胡同里最有自由空间的一家消失，整个胡同的人均住房面积均衡了。
我家二楼的马家，是零距离的近邻。马元亨的父亲和我父亲是世交。他的妻子我们喊大嫂子。她贤惠娴静，精心地抚育三个男孩。我们这一层楼两家共六个男孩子。大嫂子当了一辈子临时工，八十年代还是我在街里托人给安排的。长子马俊杰因搞对象受刺激，三十多岁就不疾而终。次子俊严极为精明，曾在一家副食店当负责人，长达十几年。现在把大嫂子接去颐养天年。三子俊伟开出租车，过着不错的生活。
在我下乡前几天，主动约大嫂子谈了一次话。感谢她对我们哥仨从小到大的关照，拜托她今后还要照顾我的父母。大嫂子慨然应允，这份真情永远搁在我的心里。
   
那时就近上小学。同龄的邻居孩子，几乎都在一个小学里的一个班里。一个班里四十多个学生遍布在上学的路上。比如云芳里，福安里，福荫里，三德里的孩子们，基本每天早上都走在唐山道上。放学时排路队，用不着家长接送孩子，既没有必要也没有精力。
唐山道上座落着新华路体育场。是得天独厚的体育世界。踢足球，打篮球，摔跤，举重，击剑，武术，棒球，应有尽有，丰富至极。体育场周边砌着一圈不足两米高的水泥墙，小学二年级我们就能翻墙而越，从来不走大门。足球和篮球场的看台都是木制的。我们就在看台底下跳跃翻腾，功夫都很扎实。我小学二年级在这里学会了骑自行车，踢球，简单的武术动作。但我更爱看，所有的体育知识和运动项目，都是从这里启蒙和熏陶的。可以说小学的业余生活都在新华路体育场，对培养我的情趣爱好和性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白天经常踢足球，在大同道中国银行的后院里。小青把大门，吉祥和德立充当后卫，我和金水担当前锋。说来惭愧，我从小在新华路体育场踢球，又在一中操场踢了那么久，却不会带球过人，小短腿只会左冲右突，前后奔跑。唯一的收获，身体结实，一直到今天。

我二年级戴上红领巾，三年级当上了中队委，五年级当选大队委，是文体委员。三年级以后我的学习成绩，一直名列全班前三名。语文和算术都是强项，几乎没费力气。学习吃力是初中二年级以后，什么代数，几何，化学，物理都费劲。但语文始终是优势。
小学的同班同学印象不深了，惟有文织还印在脑子里。她是女生中的佼佼者，既爽快又文静，三年级是我班的中队主席。看气质和模样，她的家庭出身应该是知识分子。有一次我撒谎，脱离我的路队，而加入她的路队，顺着河北路一直跟踪到她家门口。她消失在大门里，我还站立许久，感到莫名的激动和兴奋。德源里没有这样高雅的女孩。她和我分别考入最好的十六中和第一中学，是班主任薛老师最得意的两个孩子。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，我曾约她在胜利路墙子河边走了一个晚上，交谈热烈，内容广泛。随即我给她寄了一枚毛主席像章。被她的家长退回来，斥责我小资情调。她后来去内蒙古插队，至今再无缘谋面。

    河北路小学有几位令人敬重的老师，教语文的姜老师和卜老师，教体育的钱老师，教音乐的朱老师，大队辅导员小王老师。每当与河北路小学的毕业生谈起这些老师时，都充满感激之情。这些人是辛勤的园丁，数年如一日地培育着祖国的花朵。我最不能忘怀的是班主任薛文英老师。她面色黝黑，俊俏，两只眼睛特别深沉。身材匀称，举止利落。尤其是黑板上的粉笔字，相当漂亮。她教的语文课，我特别爱听。可以说是她把我引上了文学之路。她曾给我四幅雷锋语录。姜老师写的毛笔字，薛老师画的彩色的花朵，至今我还保存着。是她把我送到一中名校。文革中她给我写过一封激励我的信，我也留存着。八十年代我曾看望过薛老师，再也没有联系。至今我还懊悔不已。真应该为薛老师作点什么，否则，抱憾终身。
   

在小学的学校里，我们从读书的那天起，除了加减乘除运算和粗浅的历史、地理知识外，就都是英雄题材的教育。刘胡兰、董存瑞、黄继光、邱少云、罗盛教、刘文学、向秀丽都在课本里。也都活灵活现地印在心灵上，脑海中。英雄们都是为新中国献身。我们从小就爱英雄，爱新中国。爱看英雄的各种版本的小人书。到五六年级特别爱戴毛主席。那时的毛主席是慈祥的象征，后来是庄严的象征，再以后是神圣而又神秘的象征。
祖国的花朵一个主要支撑点是集体主义，现在又称群体意识。拾金不昧，助人为乐，敬老爱幼，爱惜公物，遵守公共秩序等闪光的字眼和观念，从小就在心里扎了根。1963年开始学习雷锋，进一步巩固了这些优良品质和意识。那时确立的终身理想，就是做共产主义接班人。
祖国的花朵一个主要行为特征，就是勤奋努力。那时无论什么家庭背景和生活条件，在小学校里都在一个起跑线上。没有贵贱之分，只有上进和落后之别。都知道勤奋学习，勤快做事。父母喜欢勤快做事的孩子，老师喜爱勤奋学习的学生。社会上最受欢迎的人，就是勤勉的人。自私，懒惰，懦弱，会遭到父母的严厉训斥。

  回想起来德源里的童年和少年时期，朴实无华却印象深刻。胡同里尽是情趣。对我们优良品质的形成，功不可没。比现在的孩子们欢快多了，充实多了。
  我们懂事时，为家分忧。买粮、买菜、买煤、买柴，买古巴砂糖，买伊拉克蜜枣。哪里排队，哪里就有我们的身影。我们长身体时赶上节粮度荒。父母们忧虑的眼神感染了我们。肚中无食，饥饿难忍，但都懂得谦让。挣工资的父亲单吃，弟妹们先吃，大一点的躲出去不吃。在妈妈的催促下，再和妈妈一起吃剩菜剩饭。我们曾结伴到市郊二号桥挖野菜，也曾在粮店里算计点什么。那时的父母不象现在盼子成龙，盼女成凤，只要孩子能为家里分担点什么，那就是好孩子。
  那时的邻居确实是“远亲不如近邻”。文革前尽管阶级斗争风云密布，但还没有波及到胡同里的老百姓。机关干部和资本家，知识分子和缝鞋匠，劳动模范和纨绔子弟，共同生活在一个天地里。与邻为友，与邻为善。谁家有病人，都跑前跑后。谁家有喜事，都奔走相告。生活苦点，但和平共处，其乐融融。这些对老三届这一代孩子，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。

最近，网络上经常转发天津和平区的旧时照片，小白楼，黄家花园，五大道；特别是小白楼的逸闻趣事，历史沿革，勾起我莫名的惆怅和怀旧心绪。昨天小聚，又和小青扯起小时的情结。我今年迈入70岁台阶，小青属兔，小我两岁。屈指算来，从记事起，我两结识有65年之久。

小青的记忆力比我强。2016年3月，他和金水陪我到乳山装修，两个人絮叨7天7个晚上，补充许多儿时记忆的空白和断档处。正好续上德源里这段，形成少儿时比较全方位的记忆文字。借此怀念“德源里”，怀念那些左邻右舍，怀念那段时光。

“德源里”在文革扫四旧中，改名“源茂里”。2000年代为拓宽建设路，被拆迁前半截胡同。小青住在4号院，我家在3号院，至今旧模样还耸立在那里。在【和平区地名考】中，在金水的论证里，这条胡同是中国铁路之父——詹天佑的旧宅。可惜没有列入历史保护文物，没能完整地保留下来。

-2019年2月22日  正月十八

宋金山

再聊【德源里】

我几年前写的【我在德源里长大】，金水近来写的【永难忘怀的二池和新华路体育场】，先后荣幸地发表在【情系五大道】和【今日头条】公众号上。引起胡同里左邻右舍的热议和反响。发小和挚友张小青，忍不住一番感慨，在群里跟帖。他从又一个角度和视角，讲到德源里的天时地利人和。人文环境和历史渊源暂且不论，仅是地理方位一个方面，做出了重大补充和完善。特录取如后，作为德源里的共同记忆，不可或缺。

论及德源里的方位优势
德源里距离市委市政府，一路之隔。和平区政府和区委，隔路相望。因此政治气息和文化氛围，得天独厚。与市自来水公司为邻，生活用电和用水，无后顾之忧。背靠市公安局，安全系数和治安，无忧无虑。尽管文革中，也见识过凶涛恶浪，但总体上还算平稳地过来了。
德源里地处保定道和唐山道之间的建设路上。一端与和平路接轨，一端触及到起士林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购物十分便捷。胡同门口就是副食品合作社。穿过达文里，便是远近负有盛名的“大沽路副食品公司”。建设路和唐山道交口，“公平号”豆腐坊，走几步是炸糕铺。再走几步，到大沽路积善里，又是一处早点铺。每天的早点，都不用着慌。几十米处，是粮店，每月25日凭粮本排个买下月粮，两天后就随到随买了。再溜达几步，就是煤场。每年冬天储存白菜和蜂窝煤，家家都没有失手过。
想逛街购物，往南步行10几分钟，抵达繁杂的小白楼。往西步行10几分钟，瞅见热闹的黄家花园。而往北10几分钟，则是天津最繁华的劝业场商业群。天津劝业场，百货大楼，中原公司，三大商场比邻。各式各样门脸沿街林立。按现在时兴的说法，德源里处在得天独厚的10分钟商业圈的正中心。
文化娱乐场所，劝业场方向有光明电影院，和平电影院，延安电影院和独此一家的新闻电影院。工人剧场，小剧场，天华景等剧场。劝业场顶楼有露天的“天外天”娱乐场所。小白楼方向有平安电影院，后改为音乐厅。莫斯科电影院，后改为北京电影院兼展览馆。津市唯一的宽银幕立体影院——大光明电影院。还有市一级的群众艺术馆。黄家花园方向，有曙光电影院和独具一格的儿童电影院。看一场电影5分钱，名副其实的儿童之家。玩的地方近处有新华路体育场，民园体育场和成都道上的人民体育馆。夏天游泳，冬天滑冰，天然的海河，近在咫尺。北面有中心公园，南面有市府公园，都不大，但都有津市的地标内涵。节假日去大一些的公园，二宫，宁园水上公园，乘坐公交车一趟直达，没有换乘的麻烦。
看病医疗，曲阜道上新华医院，后改为公安医院。大同道上第四医院，后改为眼科医院。营口道上第三医院，后来和大沽路的人民医院合并，鼎足于三甲医院。距离天津赫赫有名的总医院和第一中心医院，也不过几站地。那时，大人看病凭单位的三联单，孩子有病是家长掏钱，但没有听说谁家喊着看不起病，更没有“因病返贫”这样的说法。德源里的交通也很便利。途径建设路有1路公交车，后改为20路。乘解放路上的13路，只一站地直达天津东站。还有从陈塘庄工业区过来的无轨电车，贯通河西区和河东区。南京路上的3路公交车，更是四通八达。到市区哪个角落都不打怵。海河边的大光明桥和大同道，有直达对岸的轮渡码头。虽然没有上海外滩的宽阔气势，却也是一处亮丽的风景。
教育资源极其丰富。小学有河北路小学，保定道小学，大沽路小学。中学有34中，59中，20中，21中，90中，卫津路，成都道，南海路，汉阳道，贵州路中学，一直是省部级重点中学的男一中和16中。德源里大大小小的几十个孩子，几乎遍布在所有的这些学校。那时的学杂费，一个学期缴纳8元钱。收入月人均不足5元的困难家庭，一概免除学杂费，真正体现和享受到义务教育。

几十年过去，随着建设路拓宽，德源里只剩下半截胡同，偏居一隅。当年那些门脸和门市，荡然无存。旧貌换新颜，只有这些记忆，还留在街坊邻居的茶余饭后。权且也算作一段“乡情”，津津乐道，款款有情。
谢谢小青的重要补充。

2020年11月12日

宋金山

少儿时的【乡恋】

慧敏大姐：
你在点评中，提到60年代的浦口道客运码头。勾起我脑海里许多的画面和镜头——我儿时的【乡恋】。容我细细道来，你恐怕也会想起许多。
老家胶东半岛黄县城龙口港，民国时期是“闯关东”的必经之地。“黄县的嘴，掖县的腿”，是指当年去哈尔滨学徒做买卖的许多。我父亲宋有镜，17岁在哈尔滨义升东皮货栈学徒。每年给老家能寄去多少大洋，不得而知。但学会对各种皮货的精细知识和精湛手艺。1950年随着掌柜来到天津，一技之长伴随终身，是天津畜产公司及皮毛厂的专家。那时，皮毛装饰，还不入流。父亲的工资，却养活全家人的生计。家庭出身开始填“店员”，后升格“职员”。文革中安全无恙，孩子们政治上无大碍。
胶东半岛一直是乡风醇厚的富庶之地。龙口坐落在“烟潍公路”的当腰，水陆交通便利。从天津回家乡，坐“民主”号客轮，下午驶离塘沽口，转天清晨便到。“民主号”吨位不大，好像每次能承载300多名乘客。60年代，三等舱花5元出头；经济的五等舱，就是底舱，才2元多。
第一次回老家，是母亲牵着我，抱着金水，回老家给外祖母“奔丧”。尽管记忆模糊，却记得老家发送老人的哀荣。我趴在坟头上，边哭边抢烧焦的馒头祭品。从上小学起，又跟叔父宋有钤，六舅崔庚田，还有表哥崔广忱，陆续回去几次。再稍大些，自己独往独来。所以，“大串联”时走南闯北，毫无惧色。
从浦口道上船，熙熙攘攘，入耳的都是胶东半岛的口音。熟悉，亲切，甚至勾魂。入眼的尽是大包小裹，捎去城里人对老家的惦念和牵挂。到大同道，调转船头，迎着午时的阳光，向东匀速地驶去。海河弯弯曲曲地也称18道湾。出了塘沽口，海鸥尾随着一路一道。趁着夕阳，领阅渤海一望无际的波涛荡漾。夜色里，波涛声裹着轰鸣的机轮声，很难入睡。如果一旦赶上海上6级风，底仓的人们东倒西歪，还有的呕吐不止。乘风破浪；波涛汹涌，便有抹不掉的记忆。
到龙口海域，俗称“锅底”的小火轮驶来接客。一番折腾，龙口的客人去码头，余下的又奔烟台。这时，与深绿色的海洋零距离接触，能看到螺旋桨泛起海蟹和大虾。终于靠岸，老家的亲人和亲戚摇手，呼喊，啊，盼来了。
园壁宋家村，离龙口港5里地。奶奶守在大门口，搭手盼着我，长子长孙。摸着我的手，看看我的个头。进屋就递给我一碗荷花鸡蛋汤，又送到热乎乎的火炕上。念叨着，海上颠簸一宿，解解乏。
叔父也在天津，当一家区办企业“东明”制帽厂（援越抗美的年代）厂长。婶母一直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，留守在老家。小小年纪的我，享受贵宾的待遇。吃好的，喝辣的，顿顿不离海蟹，海虾，海鱼。婶母教我推胶东特色的木质的独轮手推车，光着脚去“北马”镇赶集。各色面食，各等水果，各样土特产，尽入腹中。印象最深的，集市上看到杀鸡宰猪，还有牛和驴。全是乡音的吆喝声，讨价还价，比划手势，看秤星，掏钱票——人扛车载，满载而归。
奶奶给我们哥三，精心备下小锄头，小镰刀，小铁锨。婶母领着我上“坡里”——庄稼地里干农活。从小知道了麦苗和韭菜的区别，初学从地里的水井挽辘轳浇地。后来到北大荒，起始还真没有怵头。累得拾不起个来，是后话。  奶奶是小脚女人，眉清目秀，小巧玲珑。爷爷解放前因病过世，奶奶养育两儿一女。50年代，父亲和叔父在天津，姑姑和姑父一家落户洛阳。全指着身高膀圆的婶母，操持家里的一切伙计。一亩多自留地，一处南园，还有队里的微薄的工分。后来，叔父70年代患绝症病故，姑姑把奶奶接到洛阳颐养天年。婶母靠着非凡的意志和毅力，给两个堂弟金新和金文，成家立业，娶妻育女。她今年已经94岁高寿，依然耳不聋眼不花。
奶奶70年代在天津时，曾经看到过翟国庆。意识到这就是未来的长孙媳妇，高兴得眉飞色舞，喋喋不休。经历那场地震后，金水把老人家送到洛阳，还是逢人念叨，孙媳妇怎样的灵巧和俊秀。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二
大姐，这都是园壁宋家的历史痕迹，再说说姥姥家——北皂前村。你比我大几岁，更熟悉这里。
龙口的东侧，走3里地就是北皂。是个方圆几里的大村，大姓“崔”和“解”。比之宋家，这里更为人丁旺盛。姥爷崔其询，是前村的私塾先生。育有七男二女，近代版的“杨家将”规格。我的表兄表姐表弟表妹，有近30多人。小时候，我更恋姥姥家。那里更为热闹，更是“乐不思蜀”。
我每次都住在家境较好的二舅家，与表弟广祥处的最近。二舅母与我母亲一直是“闺蜜”，延续到晚年。崔莲田远房舅舅，领我在村里的沟塘里打鱼摸虾。大舅家的广卫哥哥，半夜带着我到后海“推虾兵蟹将”。三舅家的广忱兄，特意让我到兴隆果园看桃红柳绿。曾经和耍伴儿们，一团一伙，幺五幺六地，到龙口镇看露天电影。偶尔扎在叫不过名字来的表姐表妹堆儿里，看她们烧水烧饭，喂猪喂鸡，秋收后在家掰玉米粒儿。
我的七个舅舅，各有特点，各有所长。都是家族这本书里的重要章节。最熟悉，我耳濡目染受益不浅的，是四舅崔津田，字武臣。解放前后是精明的商人。从小到大，四舅母最疼爱我。六舅崔庚田，字振声，是参加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军人。对我影响最深的，帮助最多的，是七舅崔壬田。篇幅所限，不展开说了。
不能遗漏我的姨表哥薛文聚，表弟薛广学，住在龙口城关镇邹刘村。母亲姐俩最亲，乃至于大姨母50年代过世，母亲和继姨母依然如亲姐妹。1967年，我在津“逍遥派”，又趁机回老家。文聚哥，广祥弟，陪着我，骑自行车几十公里，到名噪一时的下丁家参观。爬上崇山峻岭，找不到回程的路。我写下初中第一篇散文，以志纪念。这座山就是现在的“南山禅寺”。
文聚哥本来有把握考上清华大学深造，因大姨夫成分偏高，不得不放弃继续务农。80年代，却当上村党支部书记。90年代被评为烟台地区劳动模范。广学弟又接过村书记大印，继续村里的致富之路。广祥弟参军入伍，在蓬莱山沟当通信兵。一直被提拔到济南军区独立通讯兵的团长。据说张万年调到中央军委主持工作，曾点将广祥进京。有出息的还有五舅的闺女亚妮，现在中央某要害部门当秘书司副司长。
四舅家的丽娟姐，50年代末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。毕业后分配到全国总工会当翻译，陪伴许多二线的领导人出访各国。后又调到财政部任哪个司的处长。姐夫任过几个国家大使馆的二秘和一秘，调回国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。1965年国庆，我沾光到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，目睹那年的国庆文艺晚会。
大姐，老崔家的人和事，也先唠叨到这里。
   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三
90年代，客运轮船都改成混装船，要经济效益。海河搭建10几座桥梁，阻断这条水路。我再回老家，往返只能靠“捷达”私家车。几乎每年都回去，看望婶母，探望二舅母，还有四舅和大舅母。与文聚哥，广学弟，金新金文哥俩，走动得更勤快了。让人感叹不已的是，文聚哥的外孙子，2016年高考，以山东省理科还是文科状元，保送清华大学。圆了表哥的隔辈隔代的梦想。在鸡姆岛附近，文聚哥出力，搭建两处高墙大院的渔家草舍。约定他为大，住在东头，我住西头。后来因为龙口煤矿污染太厉害，才转向黄海之滨乳山。意外的是，宋家的祖先在文登，离祖辈的香火又近了几百公里。
老家里亲近的哥们，有晚辈结婚，我和国庆，还有七舅家的广怡，都去贺喜。再看见诸多的表兄表弟表姐表妹，模样都生疏了。怯生生的目光，有些不敢相认。园壁宋家村，北皂前村，邹刘家村，先后城镇化，都搬进楼房。再也不见当年的三点一线，不见乡村小道，不见青瓦白墙。可惜婶母侍弄一辈子的南园，院子里的挺拔槐树，都荡然无存。
大姐，东拉西扯不少，可否调动起你少儿时回老家的片刻记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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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1月31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