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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查哈阳的日子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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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8-2-14 09:45:35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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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帖最后由 宋金山 于 2020-9-25 20:54 编辑

          在查哈阳的日子里
     


   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,天津东站的站台上,人山人海。每个兵团战士都是倾家欢送。每个家庭是一个旋涡,数百个上千个旋涡组成涌动的人流。爸妈千叮咛万嘱咐。弟妹们挂满眼泪,还带着羡慕之色。每个兵团战士胸佩大红花。尽管依依不舍,但都是庄重的表情。车厢里,市革委主任解学恭率队挨个与兵团战士握手,说几句时兴的话。随着火车一声长鸣,徐徐开动。站台上“哇”的一声巨吼,似惊雷滚过每个人的头上。人们泪水盈眶,狠命地挥手。
    我本来没有要哭的感觉,被这场景震撼了,热泪随即涌了上来,哗哗地往下流。这才有些疑惑,我们去的边疆是什么样子?未来的生活会怎样?还能回来吗?人生步入社会的第一步,就这样揭开序幕。
    别了,天津的少年生活。别了,中学的同学和胡同里的邻居伙伴。
    车厢里兵团战士都是一个模样。绿军装,毛主席像章。女的军帽下面多了一抹短发或两只小辫。他们都是二十岁上下,最小的只有十六岁。
    一中去了120名学生。在九号车厢里,一中的风云人物都在这里。王小勇、廖晓其、杨宝和、关晨平、刘明原、贾廷雁、宋风聚、谭祝节、王端阳-----这些学兄都是一中重要级甚至是顶级人物。平时与他们接触不上。此时,近在咫尺。有他们在,我心里塌实。
    我班6个人。张军生是团支部书记,性格开朗,政治早熟,与我的关系甚好。尹建新人缘好,绰号“古兰丹姆”。耿光的父亲是天津市著名的耳鼻喉专家。宫书田和李顺生都是有头脑的人物。
    高二.二班的学生,是我们初三.二班接对子班级。我们按岁数生日大小,临时排出了十二条龙。我恰恰排行老九,从那以后数年内,“九哥”就在我的连队叫响了。也是天意,我始终信奉“九”和“六”。九十年代我下海经商时,就靠著名的“0096”。
    火车转天到了哈尔滨车站。当时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汪家道,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任司令员,亲自到火车站迎送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遍布在黑龙江省各个农场,包括劳改农场的基础上组建的。共有六个师和三个独立团。兵团总部设在佳木斯。六个师分别在相当于地委级的直辖市。兵团的宗旨是“屯垦戍边,反帝反修,建设边疆,保卫边疆”。因此六个师通信地址,依次以“建”字、“设”字、“钢”字、“铁”字、“边”字,“防”字为信箱字头。二师、三师、四师以苏联援建的国营农场为主,条件相对好一些。五师以日本时期拓荒团打下基础的嫩江地区农场为主。一师以北安和黑河地区为主,条件相对差一些。六师是六九年新组建的,在五八年十万官兵开垦北大荒时的范围,叫“建三江”,条件最艰苦。独立三团在大庆附近,以畜牧业为主业。独立一团在嘉荫县,独立二团在铁力县。
   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属于沈阳大军区管辖的序列。团机关以上的正职干部,都由现役军人担任。这些南征北战的军人们,很快地进入角色。适应了农场的环境,把握了政治脉搏,驾驭了生产规律。五十团团长张福深,政委张锡岭,副团长王海祥,股长关文科、赵德林、于广福等一批人,为兵团建设贡献了勤奋和心血。当时还陆续结合了原农场干部。五十团副团长甄奎元,高振民,副政委王英武、刘俊生,副参谋长刘德明,处长韩树义、冯福林等一批人,为兵团建设贡献了忠诚和智慧。
    我被分配到了五十团所在地查哈阳农场。这里地势平坦,土质肥沃,盛产东北不多见的稻米。是有名的农垦灌区之一。
    火车途径齐齐哈尔后北上,在拉哈站下车。下车时已是晚上,近千人都住进大车店。男生睡一侧,女生睡对面的火炕上。头一次和这么多女生睡在一个屋里,好奇兴奋,忘却了旅途劳顿。
    转天查哈阳农场(当时叫五十五团)下属的各个连队,派汽车来接我们。我们上了四营,也叫海洋分场的汽车。一路上风尘滚滚,没见到一条柏油路。在诺敏江坐了轮渡。又经过汉古尔河、平阳镇,走了九十公里,到了查哈阳农场所在地“大烟筒”。马不停蹄,路过金光分场就到了海洋分场。在营部休整两天,我和吴连生、刘宾、吴兴龙、韩玉林、孙连捷被分到交通最便捷的五连。我班的其他人去了七连。同分在五连的还有天津吉林路中学的十几位女生。转年,又来了卫津路中学和中山门中学的几十名天津知青。
   
    每个连队实际上是个自然屯,有百十户人家,都是挣工资的国营农场职工。五连有八百多垧耕地(每垧折十五亩地)。配备有六台东方红拖拉机,三台康拜因收割机,两台叫罗马的拖斗运输车。还有十来挂马车。
    屯里的砖房不多,依稀地不足十栋。大部分还是泥瓦房,墙是用厚厚的黑土“干打垒”起来的。屋里都是对应的两侧火炕。火炕上的摆设是一对陈旧的木柜,上面叠着破旧的棉被棉褥。还摆着各种水果罐头的玻璃瓶子。泥土墙上贴着文革中时兴的宣传画,还有过时的年画。外屋是锅台,烧饭烧水的同时,也烧热了火炕。柴火是每家的生活必需品,有草有蒿,有麦秸有豆秸。每家都备有锋利的缮刀,用于秋季打火柴。家家房前屋后有自种的菜地,都养猪喂鸡。老职工虽然挣三十二元的工资,但能养活父母和四五个孩子。父子俩都是职工,家庭就算富裕了。
    五连的百十余户人家,有百分之六十是贫下中农出身,阶级队伍的阵容强大。从中产生的班排长,机务工人,后勤管理人员都带有贫下中农的本色。以韩广金、苏洪亮、黄阜、李万春、金连石、张景森、李福泰、杨维国、于洪林、李明山、拱司友、陈伯合、郑家田、葛新等一批代表人物,组成的阶级阵线异常鲜明和强大。地富反坏右有十几位,天天由杨守山和崔华生带着劳动改造。
    连长孙贵和指导员梁廷玉是贫下中农的代表人物,他俩带领五连“与天斗,与地斗,与人斗”,生产和政治都走在五十团的前列,获取了无数个荣誉。知识青年,当时喊“新战友”,在这个环境中接受再教育,得天独厚。
    新战友来自五湖四海,以上海、天津、北京、哈尔滨知识青年居多。还有齐齐哈尔、鸡西等城市知青。六八年和六九年,每个连队都达到了几十名至二百多名知青。整个查哈阳农场有一万三千名知青。
    哈尔滨知青讲义气,初期知青相互打架,都是哈尔滨知青占上风。北京知青能“侃”,家庭关系硬,社会信息多。天津知青爱“白唬”,爱踢球,爱摔跤。上述三个城市知青的共同特点,是恋家。每年的探亲假必须享受,不能轮空。而且每次回家,都扛着整麻袋的豆油、木耳、黄豆、葵花子。负重百十来斤赶火车,抢座位。回到家后,父母心疼得不知如何是好。帮助孩子洗澡,洗从里到外的衣服;还得择头发上的虱子。
    上海知青则不然。他们头脑清楚,大都精明,且最能吃苦。三年不探亲也无所谓。因此每年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队伍中,上海知青占到百分之八十五;入党提干占到百分之七十。
    四大城市知青汇集在每个连队里,开始时互相戒备,互不信任。渐渐出现摩擦,甚至是群殴和械斗。慢慢地有了沟通,互为渗透,不再以区域划圈子。而以个人好恶志趣形成朋友,男女间也能谈情说爱了。

    男宿舍里两侧的火炕,有三四十米长。通道上有两座单砖砌成的火墙。知青的被褥都卷起来,每逢开会各自坐在自己的被褥上。炕面上坐着老职工,炕沿上坐着女知青和职工家属。开会时宿舍里烟雾弥漫,喧闹声,嬉笑声,打逗声此起彼伏,一百多人的声浪能传出很远。开会是兵团的主要活动方式。搞不完的运动,干不完的生产,说不尽的故事,都要通过开会这个平台。几乎每三天就有一次全连大会,有时连续开三天。
    每次开会前,大家唱起带有浓重东北味道的歌儿:新苫的房,雪白的墙,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。贫下中农热爱你,心中升起红太阳。越看心里越爱看,越看心里越亮堂。我们欢呼,我们歌唱,歌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。
  说来也奇怪,那时的人们特别愿意参加这样的大会。在地里劳累了一天,赶紧吃晚饭,赶紧洗脸,赶紧抢占位置。女知青还得洗头梳辫,脸上抹点什么,容光焕发地进入会场,占据炕沿上显眼的位置。老职工们不甘落后,从地里赶到家里,又从家里赶到宿舍里。找亲近的知青凑到一起,不忘给知青捎上烟叶和葵花子。烟叶有“蛤蟆头”和“包杆红”,极辣且呛人。葵花子粒大饱满,极香且易嗑。男人抽烟为主,女人嗑瓜子居多。开大会之所以吸引人,是这种形式增加了人们的沟通和亲近。二十多岁的男女青年,可以眉来眼去,可以眉目传情,可以暗中随心所欲地观察每一个人。还可以自由自在地想自己的心事。这种享受是独特的。
    这里是展示自己的特定场合。假若想出风头,或是想吸引某个人的目光,只要你郑重地发言,或是大声地说一句笑话,或是出一个洋相,哄笑中就达到了目的。但也有怕难堪的,不敢出一点动静,不敢说一句废话,甚至不敢放一丝臭气。
    每次散会,遍地狼籍。满地都是烟头和瓜子皮,烟味和汗臭味久久不能散去。男知青们各扫“门前雪”,动作利索的早早地钻进被窝,火炕的热度使疲乏的身子漫漫地舒展。动作迟缓的就受气,行李卷放不开。别人六十公分宽,你只剩三十公分。睡在炕头的,褥子总是热的。挤在炕梢的,总是凉的。等炕梢见到温度时,炕头的炕席和褥子就该烤糊了。因此,没本事的没能力的智商稍低的,都被挤到炕头或炕梢。只剩下男青年,也就只剩下叫骂声了。你骂我一句,我骂你一句。大家骂一人,一人骂大家。各个城市的骂法不一样,“丫挺的”,“搞什么搞”,“操你妈”,“瞅你那个揍行”。每夜里都有跳起来大骂不止的,炕头太热了。也有骂声连天的,炕梢太凉了。有时,中间的火墙因烟道不畅,热度膨胀,“砰”地一声火墙被崩开。这就惨了,热浪所及之处,被褥箱柜,脱下的衣服都是黑的。离火墙近的。连脸都熏黑了,只剩下一口白牙。
    每天早上,起床的钟声敲了半天,男知青们大部分贪睡不起。挨到不得不起时才起来,但来不及洗脸漱口。因为上工的钟声再响,食堂就关上卖饭窗口了。最要命的,起床晚的还得倒大尿桶。
    吃过早饭,分排分班进行雷打不动的“天天读”。“天天读”大约半小时,口齿不错的领读,口才不错的带头发言,然后每个人都表态。日复一日,一直坚持到七一年林彪摔死在温都尔罕。
    红皮宝书人手一册。学得最多的是《为人民服务》、《纪念白求恩》、《愚公移山》,还有《反对自由主义》。“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,排除万难,去争取胜利”,是使用率最高的警句,几乎每一天都离不开。
    毛主席语录的作用,是无所不在的。统治了每一个人的思想,支配了每一个人的行动。凡是需要作出某种解释或某种决策时,都可以从中找出答案。人们在日常活动,乃至写日记,写信,写思想汇报,写批判稿,写入团入党申请书,都要精心地有针对性地写上一段毛主席语录。有时出现互相矛盾,甚至含义对立的语录,就各取所需,各自领会,各各派上用场。
    毛主席语录基本常用的有四十多条,人们耳熟能详,张口就来。关键是“活学活用”。面对一时的思想活动,或是一件现实活动,能够和毛主席语录对上号,并且引申出语录在思想活动或现实活动中的指导作用。那样的心得体会,就是“活学”。如果再引申到语录指导产生的积极作用,乃至产生积极效果,那就是“活用”。不动脑筋,谈不上“活学”。不能吃苦,谈不上“活用”。作到这两条也得付出代价,累的要死要活时,钻在被窝里也得捧着毛主席的书。就看意志和毅力了。也别说,那时的精神力量确实大,可以大到精神上拥有原子弹。正如毛主席讲了一辈子的话:“与天斗其乐无穷,与地斗其乐无穷,与人斗其乐无穷。”老人家其乐无穷一辈子,带动那时的人们,都在追求其乐无穷。
    兵团知青每天都在产生“活学活用”的积极分子,但有差异。积累丰厚的,有典型意义的,领导需要推广的,就可能成为连、营、团、师,乃至兵团级的积极分子。上海知青最出色,能够占到百分之八十五。说明他们肯动脑筋,也最能吃苦。

    到兵团一年,经历了“春种,夏锄,秋收,冬修”的全过程后,知识青年们才知道“锅是铁打的”。
    黑龙江省四月份地刚解冻,春寒料峭。种大田的麦子、玉米、高粱、谷子、甜菜等农作物,必须而且只能依靠机械。大田里每根垄上千米长,地冻得那么硬,人工根本无法操作。人成了机械的奴隶,机械消耗燃料,人却消耗体能。查哈阳能种水稻,既是福分又是罪过。机械进不了水田,人们又成了奴隶的机械。人们在水田里不能穿靴子,只能光着腿插秧。寒冰刺骨,关节就象针扎的一样疼。男人喝口酒,身上还有点热气。女知青可就惨了,几乎都得了程度不同的妇科病。插秧就得不停地弯腰,腰关节没有不受损的。
    相对来说夏锄是轻体力劳动。区别在于弯腰的程度不高。锄第一遍地时,人们还认真,因为需要仔细间苗。铲二遍、三遍地就不认真了,可以用箭步,一个动作能窜出两三米。还可以左右开弓,兼顾两根垄。尽管如此,毕竟还是体力劳动。烈日当头,渴得要命。每根垄都望不到头,一步一挪,一直干到日落西山。
    麦子是“种在冰上,收在火上”。七月底麦收时节,最令人揪心。这时是雨季高峰,连着三天下雨,收割机下不了地,就要命。小麦是主要作物,种植面积大。麦熟了必须及时收割,早一天没有灌满浆,千粒重不足,造成减产。晚一天麦粒掉地或成片倒伏,也会造成巨大损失。连长们天天盼着好天气,同时准备着机械配备、人力配备、运力配备、物资配备、场院配备、后勤配备。不亚于一场整体和立体的战役。
    赶上好天气,人们紧张忙碌。口号是“早晨两点半,地里三顿饭,晚上看不见”。拖拉机和收割机换人不停车。车前麦浪滚滚,车后是一包包麦粒和一垛垛麦秸。运输车尾随其后,六七个强劳力抗起一个个灌满麦粒的麻袋,小跑着往运输车上装运。运到场院晾晒后,二次装入麻袋,营部或团部的汽车再运到国家粮库。一条龙作业,各个环节都不能松劲,而且是连续作业,一气呵成,干满十五天。地里三顿饭不是土豆汤就是白菜汤,就着这些汤,一顿饭咽下过十六个馒头。
    赶上连雨天,机械下不了地,就得“龙口夺粮”,“小镰刀战胜机械化”。人们的心情焦虑而又沉重。在泥水的麦地里摸爬滚打,割下的麦子又扔到水里。麦子两天就会发芽,发芽的麦子不能交国库,只能自己吃。又粘又涩难吃极了。“龙口夺粮”事半功倍,十天的人力奋战,抵不上半天的机械化作业。极大地消耗了人们的体力和精力。所获无几,但也要总结人们精神上的胜利。
    大田秋收,即使下雨,也用不着那么紧张。玉米、高粱、豆子轻易不会倒伏。但谷子的密度大,扎“腰子”特别费劲,女孩子的力气根本不够用。割大豆也受罪,“麦打齐,豆打叉”,豆枝扎手,必须带着简易的皮手套。割不多时,手上就伤痕累累。割玉米割高粱也愁人,一人多高的枝叶,刮得人脸生疼。秋收的好处,是吃的东西丰富。宿舍的炕洞里烤嫩玉米、新土豆。到十月份只剩下白菜土豆,一直到转年吃不到新鲜的东西。

    黑龙江省十月份开始下雪,人们早早地穿上了棉衣棉裤。东北历来冬天“猫冬”。兵团却开始大修水利工程。六九年,五师调集八个团的兵力,在查哈阳地区组织万人水利工程大会战。冰天雪地,呵气成霜。零下三十七度的天气,考验着人们的承受能力。镐砸下去,冻透的黑土地只溅起几星土渣。砸了一整天,一个人不过刨出来些许的土块。用土筐抬到河段上,堆积成线,形成上水渠道。为提高进度,用炸药炸,又出了许多工伤。炸伤脸,炸断胳膊,炸瞎双眼。也有人搭进年轻的生命。冬天修水利也是事倍功半,也是精神锻炼。所谓“冰天雪地炼红心”,也是自欺欺人。
    各种运动往往安排在冬天进行。阶级斗争严酷无情,冬天严寒逼人,运动的本身更加冷酷。有多少人倒在寒冬腊月,有多少人倒在冰天雪地里。
按现在拍摄电视剧的手法,兵团当时可以留下多少刻骨铭心的大场景,留下多少融化在血液中的特写镜头。

    在那个特定的年代,政治第一,政治氛围相当浓厚。几年里,兵团和全国的政治运动保持着一个节奏。发动和组织接连不断的运动,如“清理阶级队伍”,“斗批改”,“一打三反”,“农业学大寨”,“批林批孔”,“儒法斗争”,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等。还有三次大规模的整党运动。由于兵团政治部门齐全,政治领导坚强,政治干部精干,所以历次运动都是有声有色,有始有终。而且总是创造大批的经验,推而广之。
    对于知识青年来讲,兵团是座革命的大熔炉。努力追求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。政治能力和政治才干,与日俱增。造就了一批敢批敢斗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,培养了一批政治上过得硬的后备干部。从七零年开始,知识青年被陆续提拔到连、营、团、师级的领导干部。也涌现出各方面的典型人物。
    兵团是培养革命英雄主义的摇篮,“一不怕苦,二不怕死”是所有兵团战士的共同信念。每个人都向往英雄业绩,盼望那闪光的一瞬间。为了抢救集体财产,哪怕是几只牲畜,几根木头,舍生取义,在所不惜。在山林失火、荒地起火、宿舍着火中,在洪涝灾害中,在修路采石爆破中,在工伤事件中,在交通事故中,许多兵团战士英勇献身。这样的知青和故事,催人泪下,唏嘘不已。那时人的价值真说不清楚。那时注重的是精神上的虚夸,思想上的浮躁,政治上的炫耀。特别善于挖掘和延伸,每件小事里都包含着惊天地,泣鬼神的大道理。总是令人耳目一新,为之一震。说人们思想单调,但思考方法相当深入。说人们精神单色,但精神活动相当深刻。说人们感情单一,但感情世界又相当深沉。为了毛主席,没有一个人不幻想当一把英雄,甚至当一回烈士。细想起来,那时的生活又苦又闷,英雄和烈士却是一种超脱和解脱。然而,当英雄当烈士的机遇,不是每个人都能遇上。
    兵团的运动层出不穷,除了紧跟全国的运动外,还有独自的运动。比如创建“四好连队”,评选“五好战士”。更独特的是,连以上的干部每年都要“思想爬坡”。每个连队都是一个自然屯,“四好连队”难免牵强附会。每个战士都是扛锄头的农业工人,“五好战士”难免风马牛不相及。
    所谓“思想爬坡”,也就是思想上拔高。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,拔高到路线斗争觉悟。连以上的干部先在党支部内部讲,再到全体党员会上讲,再到班排长会上讲,最后到全连群众大会上讲。反复评议,反复修改。既有面对面,还有背对背。每个干部都要“灵魂深处闹革命”,思想问题“刺刀见红”。最后上报营党委和团党委。有的干部,这个坡怎么也爬不过去。就有可能在转年的领导班子中消失,或是异地调动。
    七零年我还是副连长时,在第一次思想爬坡中,极为认真。总结出自己一年中“懒”、“软”、“散”等六个问题。在我爬坡的全连群众大会上,老职工和新战友都关注,全连百分之百的人员都参加。结果无人值勤,女知青的宿舍因烟筒油子引发一场大火。知识青年的行李衣物荡然无存,损失惨重。救火的水都倒在了涤卡布料的中山服上,冻成了盔甲。火烤在脸上,热不可耐;冰裹在身上,冷不可忍。在扑灭这场大火过程中,我的爬坡认识得到了升华。
    应该说,“思想爬坡”有积极的意义。促使干部警醒,接受群众监督,有利于在群众中建立威信。也是提高每个干部政治认识水平的有效途径。九十年代全国性的“三讲”运动,就有当年“思想爬坡”的影子。可见这种形式有很强的生命力。
    经过一到两年的全过程,二十岁上下的知识青年们,切身地明白了兵团这样环境是什么概念。意识到在这样的天地里扎根六十年,是得想个法子。各自寻思着各自的位置和出路。有政治基础和天赋的,发挥政治才能和才干,争取入党,争取当连干部,争取上团营机关当参谋和干事。政治上看不到希望的,靠体力拼命干,争取上警通排,争取上机务排,基建排,后勤排,争取上食堂、酒坊、场院、菜园子,争取养鸡养猪养蜂,赶马车赶牛车。一句话,争取从生产第一线撤到第二线。第一线太苦太累,体力实在支撑不住了。那时,男知青帮女知青接一根垄,女知青帮男知青洗一件衣服;女的热泪盈眶,男的感激涕零。可想而知,苦和累到什么程度了。
    特别要讲的一个特殊的现象,所谓的贫下中农(老职工)迫害女知识青年。从七零年开始,各连屡屡传出老职工强奸女知青的案件。犯事的有连长指导员,也有不起眼的落后老职工。后来还有现役军人中担任一定职务的。以至于形成一股风。在七三年,整个兵团上下,开展了一场镇压运动。十六团的黄团长和参谋长被枪毙,一些连长指导员被判刑,最轻的也被开除党籍,开除干部队伍。
    实事求实地说,都归罪于“强奸”并不准确。这里面有许多复杂的因素。那时的男女知青不准谈恋爱。艰苦的生活,繁重的劳动,使远离父母和城市的女知青,渴求呵护。人的生存能力和承受能力到了极限。贫下中农衣着简陋,话语粗鲁,外观上没有可爱之处。但在女知青的眼中,他实实在在地帮了你,甚至是救了你,感激之情很容易变成男女之情。以身相许,在所不惜。那个年代只有身体资源是自己能够支配的。
    当然,确实有一批利用职权玩弄女性的道德败坏者。但有些人还是出于人的感情上,政治上,生理上的基本需求。在特定的年代,特定的环境,特定的条件下,发生了特定的遭遇和故事。

    我有幸在七零年五月四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紧跟着六月四日被任命为五连副连长。我不是五连最能说或最能干的,但我有幸遇到了梁廷玉指导员和孙贵连长。之前我当过排长,又当了司务长。司务长的任务是管理食堂兼采购员。秋末冬初,我带车到阿荣旗采购土豆粉条,预备过冬的蔬菜。有一次,“罗马”胶轮车深更半夜才赶回连队。我在露天的挂斗车厢上冻僵了,宿舍里的知青把我抬下来。正巧被梁指导员看在眼里,也感动了贫下中农和知青们。有了这样的火花,我就入了党当了副连长。
    刚当副连长,什么都不懂。各种农作物的播种量和亩产量,各种机械的配备和工作量,后勤中基建、畜牧、场院的支配和调度,都不清楚,都不掌握。没有独立指挥的能力。孙贵连长对我不满意,在公开的场合斥责过我。我一度心灰意冷,想打退堂鼓。但身不由己,只能从头学起。从七一年起,我担当起第一线总调度的角色。每天起床,我招呼集合四个生产排的队伍,浩浩荡荡地奔向地头。按排按班按人分垄。然后在地那头,统计和监督排、班、每个人的进度。收工时,进行总结和讲评。坚持了一年,终于获得了孙连长和梁指导员的赞许。但知青们有怨气,天天这么干,谁受得了?我从宿舍搬到了连部,每夜孤独地蜷缩在陈旧的办公桌上。思想上还是苦恼不已。
    秋收刚过,我听到五十团采伐连要充实一名连长。我偷着给卢金财营长打电话,自报奋勇。卢营长正愁着呢,一下子就批准了。我心想总算脱离连队,总算摆脱知青们怨责的目光了。没诚想孙贵连长动了感情,把我邀到他家里,四个菜加一壶浊酒。孙连长的老伴患有精神病,从不邀人到他家吃饭。我心里滚烫滚烫的。
    孙贵连长是贫下中农的突出代表。他对各种农作物极其熟悉,生产各道环节娴熟在心,节气和火候把握得顺心应手。他手里搓一把麦粒,就能判断出亩产量和总产量。他只有小学文化,不善于言谈,总扳着脸。但政治水平并不低,每次表态都不走板,每次运动都能适应。手下的排长都怕他,都是绝对地服从,五连的管理绝对过得硬。
    他很辛苦,一年四季在地里转来转去。五连的八百多垧地,他的脚印密度最大。我在连部里睡觉,几乎每天他都是最晚离开的。五连的生产年年走在全团的前列,年年是“农业学大寨”的排头兵。团长和政委对五连赞不绝口,知识青年对孙连长敬佩不已。
    梁指导员没有请我吃饭,但看得出他的依依不舍。这位指导员身材不高,而且单薄。冬天总是披着羊皮袄。他的眼睛有神,而且特别的有神。他是贫下中农的政治代表。
    他文化并不高,字却写的漂亮,政治才干更是了不起。在那个年代里,政治敏感和政治洞察力是第一位的。他多次担任各种运动的工作组长,每到一处总能打开局面,总能出成绩,总能出经验。六九年底到五连任指导员,翻开了五连辉煌的一页。通过大会小会,每一个人对他都折服。阶级斗争的观念,他阐述得井井有条;阶级斗争的动向,他分析得头头是道。通过他的各种思想工作,每一个人都被激活。老职工,新战友,积极向上的,甘于落后的,都在他的鼓动下,奋勇争先。他是五连的发动机,是五连的推土机,是五连的收割机。
    他对我政治上有恩。
   

    七一年八月至七三年二月,我在大兴安岭牛耳河林场,经历了两个夏季和两个冬季的林业采伐。兵团之所以上山采伐,是基本建设的需要。用大米、猪肉、白酒,有计划地换取宝贵的木材。这种不等价的交换,今天不可思议,但在七十年代初,确是双方都需要的。
    夏季的任务是在原始森林中,修筑简易路,以备冬天采伐时用于运输。有六七十人,设置了连级编制。我当上了采伐连连长,指导员是转业军人庄风和。生活条件艰苦,住在自己搭建的帐篷里。蚊子小咬防不胜防,饮用山上的“空山水”。劳动强度大,用镐锨撕开草皮,取出石头做路基。伐倒落叶松和白桦树,截成一段段,铺设在简易路基上。森林里不起风,每天都是汗流浃背,气喘吁吁。伐木有很大的危险性,每年都有被砸死的,砸伤的更不在少数。森林里夏天还有野熊、野猪、野狼的威胁。
    我却忙里偷闲,独自找乐。经常驾着“解放牌”汽车,挎着小口径步枪,拎着“海鸥牌”照相机,漫山寻找松鼠和野鸭子,还有浪漫的镜头。同时,跟北京知青王刚学会了下围棋。在这期间,我结识了孙场长,照相馆老金和林场检尺员程国珍等许多的林区朋友。
    这时显现出我独立的指挥能力和才干。我与林场领导谈判,在酒桌上论高低。我分配三个排每天的筑路任务。我组织各种学习,包括各种形式的大批判。我统筹安排后勤工作。每天还要做各种思想工作。甚至还得处理工伤事故,还主持过不幸身亡职工的追悼会。
  “哈腰哈腰挂啦,哈腰啦挂钩-----”这样原始的抬木头的劳动号子声,此起彼伏。映衬着我们的满身劳累,满腔悲怆,满腹惆怅。
    上对团党委负责,下对每个战士负责。我的能力得到了验证。我得到全连战士的拥戴,得到王海祥副团长的赏识和器重。他是位现役军人,对我抱有很大的期望。我的身上有了孙贵连长和梁廷玉指导员的影子。我的心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和平衡。
    冬季大部队上山,成立临时党委,由团级领导挂帅。四五百人的规模,十几辆汽车,十几辆拖拉机的配备。这是大会战的性质。三九严寒,零下四十度的天气,对人是严峻的考验和挑战。团长们每天都在要进度,营长们每天都在一线督战,连长们每天都在身先士卒。战士们每天都在伐木头,扛木头,装木头,运木头。除了政治上和精神上的作用,还有每天补助八角钱在起作用。
    七三年二月,会战进入攻坚战。父亲给我拍来电报,说我叔叔患了癌症,要我“速归”。几次请假,王英武副政委不准。情急之下我逃跑回津。临时党委为了稳定军心,严厉地给了我“留党察看”的处分。我由此在政治上跌到了低谷。半年后改为“党内警告”,一年后到团直农建连恢复副连长职务。在采伐连两年半,是我能力才干施展最充分的时期。那时我二十三岁。
    七三年七月一营党委抽调削职为民的我,参加“一打三反”工作队。半年的时间里,都陷入在教导员和营长两个阵营间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。触及了七八个人后,不了了之。但我有缘与关晨平、方和光、刘曼丽、马亚莉、王敬茹、何美华、翟国庆等知青朝夕相处。最重要的是,由此奠定了我和翟国庆的感情基础。
    从七四年开始,我到了团农建连当了副连长。连长先后有王立权、赵治广、杨河沂,指导员是上海知青陆菊梅。副指导员是与我性格相投,秉性相近的周金水。
    团党委为加强农田基本建设,特意新建这个农建连。以机械化为主,有近十台“100”马力和“75”马力的推土机。承担全团修沟挖渠工程,为全团的灌排水利工程发挥了重大作用。这是张福深团长有远见卓识的一步棋。
    农建连有近百人,其中有精明强干的拖拉机手,有毕景泉那样虽“土”但实用的专业人员,有一批团机关干部中的刚刚高中毕业的子女。特别是把团宣传队整编制地纳入农建连,使这个连队的人员素质和精神面貌,与众不同。
    团一级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,集中了全团具备文艺才干的知识青年。他(她)们能歌善舞,能文能武,特别能战斗。在同样艰苦的生产劳动之余,还要编排节目,排练舞蹈,苦练基本功。象周金水、刘启民、邹德增、裘峥嵘、张铁男、王久民、王春生、杜志光;杨志英、姜忆琴、李素惠、王艳懿、于乃奇、袁兰等一批骨干力量,既在宣传文艺的舞台上光彩照人,又在连队的现实生活中魅力感人。他们既是全团文化生活的传播者,又是连队里的政治骨干。他们既是普通的兵团战士,又是特殊材料造就的知识青年。在全团的范围内,他(她)们有点象今天的演艺大腕,也拥有过“追星族”。但却有着某种深刻的区别,不可同日而已。我有幸与他(她)们愉悦地相处了四年。

    七一年九月,上面传达了林彪叛逃国外的“九一三”事件。人们目瞪口呆,喊了好几年“身体永远健康”,怎么一下子就消失了呢?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空白,知青的头脑中出现了空白。接踵而至的“批林批孔”、“儒法斗争”、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,充填了这块空白,但知青的政治目光开始审慎了。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接二连三,人们还在努力地学。这些指示仿佛没有了逻辑,越来越难懂。比如“儒家”、“法家”、“宋江是投降派”,这些历史的灰尘纷纷扬起,历史的人物纷纷亮相,历史的烟云纷纷掠过。知青们在疑惑不解中,政治热情骤然下降,政治生活趋于淡漠。
    到了七六年,在寂寞中爆发了人们不能接受的事情:周总理、朱总司令、毛主席相继逝世。天象塌了一样,人们狠狠地痛痛地哭了。四月份天安门广场事件,七月份唐山大地震,十月份粉碎四人帮。这一年天崩地裂,多灾多难。人们茫然不知所措,木然不知所以。
    偏偏赶在这一年,兵团解散,编制恢复到农场体制。现役军人们或走或留,留下来的摘掉领章帽徽,不再是军人。兵团整个结构打乱,领导重新组合,人员重新就位,任务重新定位。从七七年,开始恢复高考制度。知青们乱纷纷地拿起搁置十年之久的课本,谈恋爱的男女们乱糟糟地分手。每个人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轨迹。工农兵推荐上大学,成全了少部分知青的回城梦。高考上大学,又走了一批朝夕相处的战友。剩下的知青都动摇了,摧毁了精神底线。什么“扎根六十年”,什么“走与工农相结和的革命道路”,什么“做共产主义接班人”,统统地扔掉了。
    有文化基础的,不顾一切地念书。没有条件的,都往家里写信,哀求父母,无论如何也要办成“困退”,或是“病退”。城市里的父母们被逼无奈,纷纷地托关系,找路子,四下活动。有的人大功告成,有的人无效劳动,有的人损兵折将,有的人适得其反,有的人反目成仇。那一年,往返的信件、电报、包裹特别多。有一半的知青挥手道别,剩下的一半心灰意冷。知青宿舍里冷清清的,没有一丝热气。时常听到知青们,唱起哀怨的悲凉的凄惨的“知青之歌”。每个知青的脸上都写着消极和焦急。打扑克,打麻将,喝大酒,唱大歌,玩“三打一”、“升级”、“拱猪”。这一切都成了苦熬苦等的极端手段。
    我随五十团整党工作队,到五十四团工副业连,担任分队队长。进一步看到了整个兵团都处在苦熬苦等的状态里。
    一直苦熬苦等到一九七九年,邓小平实际主持工作的党中央,终于下发了知青大返城的通知。整整十年,整整十年。知青们才盼到回城与父母团聚,回城重新生活,回城养儿育女。

    兵团的前身是国营农场,是大机械化生产,是中国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。严格地说,兵团的老职工不等同于某种意义上的贫下中农。在黑龙江建设兵团“接受再教育”,比之农村插队,比之草原放牧,甚至比之其他建设兵团,幸运多了。
    怎样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?
    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,耗时最长,人员最多,涉及面最广的上山下乡运动,实质上是一场移民运动。当时却被视为培养千千万万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壮举,是缩小城乡三大差别的有效手段,是缓解城市人口压力的最好途径。但实事求是地看,这场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,是所谓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”理论的产物。既然文化大革命和这个理论都是错误的,那么,这场运动就是错误的,理所当然必须纠正和终止。
    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怎么形成的?如何决策的?至今披露的文章不多。深刻地思考,应该想到主观上,是毛主席一辈子都在讲农民是同盟军。在他的心目中,农民尽管“脚上粘满了牛粪”,但他们“最干净”。依靠他们完成了“农村包围城市”,进而夺取了政权,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大业。尽管建国二十年了,但毛主席心目中还是相信贫下中农“苦大仇深”的阶级属性,相信他们具有天然的革命性和战斗力,相信他们的忠诚。而且他一生最熟悉最不愿意放弃农村这个辽阔的革命课堂。因此,要保证“红色江山不改变颜色”,要防止“中国共产党出现修正主义”,甚至要想“使北京成为世界革命中心”,就要把祖国的第二代交给农村,交给贫下中农。以磨练意志,磨历阶级感情,磨合绝对忠诚。他始终相信,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”,在那里,“青年一代是大有作为的”。
    客观上当时城市几千万人不能就业,这个举措可以缓解城市的压力,减轻城市的负担。知识青年正巧处于苦闷和无奈状态,茫然无所适从。因此领袖一旦发出号召,也就义无返顾地追求“海阔凭鱼跃,天高任鸟飞”去了。
    主客观相吻合,使毛主席的意图得以实现。这应该是吻合毛主席思路和心境的一种解释。因此,他郑重其事地说:“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很有必要”。
    到了农村这个环境,才发现所谓的“贫下中农”,尽管还有着朴素、朴实、勤恳、勤劳,特别能吃苦的阶级本色。但仅仅保留着对旧社会“苦大仇深”,只能依靠吃“忆苦饭”,开“忆苦会”等这样教育青年的粗俗的低级手段。
    毛主席还深刻地讲过,“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”。还处在政治和经济落后状态中的贫下中农,“一穷二白”使他们克服不了狭隘,自私,愚昧的一面。知识青年交给了他们,受到了歧视,怨恨和迫害。整体而言,苦不堪言。尤其是落入云南建设兵团和穷乡僻壤的知识青年的遭遇,惨不忍睹。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有切肤之感。尤其是老三届知识青年,首当其冲,深受其害。
    上山下乡运动有没有正面意义呢?只能说对知识青年形成优秀品质和性格,确立自力更生,艰苦奋斗的人生道路起到了深刻的影响。后来有所作为的一批人,无不受益于此。还有一点,知识青年给农村和农场带去了城市的生活习惯,贫下中农才知道城市里的人,是怎样生活的。
    除此之外,其它都无从谈起。
    可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,是决策人对国家,对历史,对人民群众的“极端不负责任”。后果是祖国的第二代,遭受了一场噩梦,一场悲剧,一场大倒退。使好端端的国家停滞甚至倒退了三十年。
    在兵团十年,生产活动惨烈,政治运动浓烈,感情世界炽烈。这十年,与天斗其乐无穷,与地斗其乐无穷,与人斗其乐无穷。这十年,既欢愉,又疲惫。既希冀,又迷离。既丰富,又依稀。这十年,汗洒边疆苦亦乐,泪奠黑土痛也去。这十年,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。



来源: 我在查哈阳的日子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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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21-6-24 06:50:41 | 显示全部楼层
本帖最后由 宋金山 于 2021-9-16 20:48 编辑

再访牛耳河         

   2002年9月,关晨平和宋金山来到哈尔滨,我们约定一起去回访,大兴安岭额尔古纳左旗的牛耳河林场。宋金山71年时任五十团采伐连连长,我是排长。在那里跟着大部队修筑了三个月的采伐路,留下了终身难忘的经历和记忆。关晨平也在那里度过了整整一个冬天,也有深刻的感情。因此,金山一提出动议,我俩积极同声响应,一拍即合。
    先到齐齐哈尔,受到查哈阳办事处主任丁德重的盛情接待。之后,到了海拉尔,谈好100元包了辆出租车,先直奔每年一次的那达慕大会现场。车行了一个多小时,到了那里一看,已经结束好多天了,但还保留了大会刚刚结束的场面。金山又提议,让出租司机拉我们到草原上放牧的地方看一下。车又行驶了近半个多小时,来到了有数百只牛群旁。它们在甜甜的吃着草,见到我们后都抬起头,一起哞哞地友好地叫了起来,好像是在欢迎我们这样不速之客似的。朝远处眺望一望无际的绿色大草原,感觉真的太美了,我情不自禁的举起双臂,高歌一首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》,这时关晨平和宋金山赶紧拍照。啊!亲眼目睹到大草原的绮丽无比的风光,缘了一场梦想。
    顾不上细细浏览,已到中午吃饭时间了,又让车拉到了蒙古包饭庄。点了一条大羊腿,师傅用铁锅加凉水清煮,熟后几个人用刀子割大块的嫩肉,蘸上辣酱,大口大口的吃。边喝着当地叫作“闷倒驴”的白酒,近俩个多小时后,打着饱嗝,带着酒气,就急冲冲地搭上夜间的进山火车,长驱直入牛耳河。
    第二天近中午,到了牛耳河火车站,原来堆满木头的楞场已空空荡荡。来到了小镇上,先找一家个体旅店休息一下,店主向我们偷偷的介绍,他们店里有好几种野物,问我们想吃吗?金山一听,马上同意来四种,袍子肉,飞龙,野山鸡,松鼠肉。饱食了一顿野餐后,又包了一辆个体轿车,上山里寻找我们当年修的路。我记忆中的大兴安岭,当年是山脉起伏,群山峻岭,首尾衔接。望不到头的原始森林郁郁葱葱。成片的落叶松仿佛是浩瀚的海洋,松涛阵阵,浩浩荡荡。期间夹杂着挺拔的红褐色的樟木松,宛如红脸的关公,神态从容。还有素净的白桦林,枝叶繁茂,随风摇曳。倔强的红曲柳,貌相上却是婀娜多姿,百般妩媚。我还记得那些松鼠,在枝头窜来窜去。野鸭子和“飞龙”在林间飞来飞去。还见过野猪,野狍子,野山羊,甚至还见过罕见的“罕达罕”。当年从5连来到这里,我们着实地陶醉了一阵子。
    不幸的是,80年代那场震惊世界的深林火灾,绵延数百里,燃烧几十天,将大兴安岭烧得苟延残喘,面目全非。举世闻名的绿色宝库毁于一旦。这里全部变成了次生林带,从头再来的育林地带。那种浩瀚的感觉没有了,那种神秘而又神圣的感觉没有了。车顺着荒芜的石头道吱吱扭扭地跑了俩个多小时,终于到了当年修路的寄亚工区,远处还能依稀地看到寄峰那个制高点。沮丧中我使劲地辨认当年搭帐篷的痕迹,修路的印痕,抬木头装汽车的点滴印象。一切都是恍然,也是枉然。
    恍然中我的耳边,像是想起了起床号子的声音,唧唧咋咋,忙忙乱乱,几个排的人马,争先恐后,挥斧抡镐,撕开草皮,取出石块,填充路基,遇上沼泽地,就要伐树垫路基。——树林中闷热得不透气,早上刚到工地就遭到成群‘小咬’的攻击。上午‘小咬’走了,绿色大‘瞎蒙’又来叮咬,不在意一叮一个三角口。‘瞎蒙’走了,傍晚蚊子又嗡嗡来参战。很无奈,为了抵御它们,只能穿着外套,再累再热也不敢脱光上衣,尽管如此,每人的脸上也都有被叮咬的痕迹。挥汗如雨中,喝一口山水,嚼一口野果。还要丈量进度,比试质量,征集好人好事——收工时,还要唱着“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”,“战士打靶把营归”——晚饭后,趴在帐篷里挑灯写日记,写体会,写汇报,开大会总结,团支部搞活动------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生活环境下,一干三个月,胜利圆满的完成了任务。
    我在5连时,是第一批知青排长,是第一拨申请入党培养对象。苦于出身不过硬,屡屡不能升格,不能成为心往神仪的预备党员。到牛耳河,也是盼着再来一搏,来个火线入党。当年我是拼尽力气,使尽浑身解数,小车不倒只管推。金山了解我的心思,一再给我鼓劲,屡屡地派我到最能考验人的位置上去,兼任团支部副书记。谈心,交流,鼓动,思想工作做得有声有色。然而,这段经历还是铩羽而归,未能实现宏伟的心愿。当年下山时,金山给我一句话,至今清晰在耳:“思想上入党是一辈子的事,不能停下脚步,还要继续。”
   
    此时,关晨平的心情还好,一副沉思状。他在查哈阳一直坚持到92年,位及总场副场长。他是知青中的佼佼者,也是守望者。金山的表情却比我还要凝重。我知道,金山当年就是在这里受到临时团党委的处分,遭遇滑铁卢之败。他在牛耳河奋战俩冬一夏,比我的感受会更复杂了。
    就在这时,一直苦苦支撑着的桑塔纳出事了,车轮胎连爆了俩次。山里没有信号,手机打不了,只好让司机自己,开着只有三个轮带气的车先走,回来再接我们。
    天渐渐地黑了,趁着月光我们三个人,一直边走边等待那辆车来接我们。森林的夜景很恐怖,在月光的映射,纷纷杂杂的森林,勾勒出奇形怪状的图案,呲牙咧嘴,七扭八差。这时生怕听到一点动静,可没有动静更可怕。我情不自禁的哼着小调壮胆,不敢走快了,会惊动深山里的神魔,又不敢落在后面,被大林中的鬼怪拖住了腿。前瞻后望,左顾右盼。屏息滞气,闻风丧胆。一路上几次截过路的车,可我们来历不明,没有敢停下来的。
    就这样,我们走了四个多小时的山路,才在路上看到了那辆桑塔纳。司机在火车站信号亭打了电话,等待朋友开车送来新轮胎,我们才下了山,回到根河。金山的皮尔卡丹皮鞋,后跟掉没了还不知道。
    牛耳河,给我们留下了永久难忘的记忆


2011,5,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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