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查哈阳的日子里

宋金山

          在查哈阳的日子里
     

   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，天津东站的站台上，人山人海。每个兵团战士都是倾家欢送。每个家庭是一个旋涡，数百个上千个旋涡组成涌动的人流。爸妈千叮咛万嘱咐。弟妹们挂满眼泪，还带着羡慕之色。每个兵团战士胸佩大红花。尽管依依不舍，但都是庄重的表情。车厢里，市革委主任解学恭率队挨个与兵团战士握手，说几句时兴的话。随着火车一声长鸣，徐徐开动。站台上“哇”的一声巨吼，似惊雷滚过每个人的头上。人们泪水盈眶，狠命地挥手。
    我本来没有要哭的感觉，被这场景震撼了，热泪随即涌了上来，哗哗地往下流。这才有些疑惑，我们去的边疆是什么样子？未来的生活会怎样？还能回来吗？人生步入社会的第一步，就这样揭开序幕。
    别了，天津的少年生活。别了，中学的同学和胡同里的邻居伙伴。
    车厢里兵团战士都是一个模样。绿军装，毛主席像章。女的军帽下面多了一抹短发或两只小辫。他们都是二十岁上下，最小的只有十六岁。
    一中去了120名学生。在九号车厢里，一中的风云人物都在这里。王小勇、廖晓其、杨宝和、关晨平、刘明原、贾廷雁、宋风聚、谭祝节、王端阳-----这些学兄都是一中重要级甚至是顶级人物。平时与他们接触不上。此时，近在咫尺。有他们在，我心里塌实。
    我班6个人。张军生是团支部书记，性格开朗，政治早熟，与我的关系甚好。尹建新人缘好，绰号“古兰丹姆”。耿光的父亲是天津市著名的耳鼻喉专家。宫书田和李顺生都是有头脑的人物。
    高二.二班的学生，是我们初三.二班接对子班级。我们按岁数生日大小，临时排出了十二条龙。我恰恰排行老九，从那以后数年内，“九哥”就在我的连队叫响了。也是天意，我始终信奉“九”和“六”。九十年代我下海经商时，就靠著名的“0096”。
    火车转天到了哈尔滨车站。当时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汪家道，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任司令员，亲自到火车站迎送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遍布在黑龙江省各个农场，包括劳改农场的基础上组建的。共有六个师和三个独立团。兵团总部设在佳木斯。六个师分别在相当于地委级的直辖市。兵团的宗旨是“屯垦戍边，反帝反修，建设边疆，保卫边疆”。因此六个师通信地址，依次以“建”字、“设”字、“钢”字、“铁”字、“边”字,“防”字为信箱字头。二师、三师、四师以苏联援建的国营农场为主，条件相对好一些。五师以日本时期拓荒团打下基础的嫩江地区农场为主。一师以北安和黑河地区为主，条件相对差一些。六师是六九年新组建的，在五八年十万官兵开垦北大荒时的范围，叫“建三江”，条件最艰苦。独立三团在大庆附近，以畜牧业为主业。独立一团在嘉荫县，独立二团在铁力县。
   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属于沈阳大军区管辖的序列。团机关以上的正职干部，都由现役军人担任。这些南征北战的军人们，很快地进入角色。适应了农场的环境，把握了政治脉搏，驾驭了生产规律。五十团团长张福深，政委张锡岭，副团长王海祥，股长关文科、赵德林、于广福等一批人，为兵团建设贡献了勤奋和心血。当时还陆续结合了原农场干部。五十团副团长甄奎元，高振民，副政委王英武、刘俊生，副参谋长刘德明，处长韩树义、冯福林等一批人，为兵团建设贡献了忠诚和智慧。
    我被分配到了五十团所在地查哈阳农场。这里地势平坦，土质肥沃，盛产东北不多见的稻米。是有名的农垦灌区之一。
    火车途径齐齐哈尔后北上，在拉哈站下车。下车时已是晚上，近千人都住进大车店。男生睡一侧，女生睡对面的火炕上。头一次和这么多女生睡在一个屋里，好奇兴奋，忘却了旅途劳顿。
    转天查哈阳农场（当时叫五十五团）下属的各个连队，派汽车来接我们。我们上了四营，也叫海洋分场的汽车。一路上风尘滚滚，没见到一条柏油路。在诺敏江坐了轮渡。又经过汉古尔河、平阳镇，走了九十公里，到了查哈阳农场所在地“大烟筒”。马不停蹄，路过金光分场就到了海洋分场。在营部休整两天，我和吴连生、刘宾、吴兴龙、韩玉林、孙连捷被分到交通最便捷的五连。我班的其他人去了七连。同分在五连的还有天津吉林路中学的十几位女生。转年，又来了卫津路中学和中山门中学的几十名天津知青。
   
    每个连队实际上是个自然屯，有百十户人家，都是挣工资的国营农场职工。五连有八百多垧耕地（每垧折十五亩地）。配备有六台东方红拖拉机，三台康拜因收割机，两台叫罗马的拖斗运输车。还有十来挂马车。
    屯里的砖房不多，依稀地不足十栋。大部分还是泥瓦房，墙是用厚厚的黑土“干打垒”起来的。屋里都是对应的两侧火炕。火炕上的摆设是一对陈旧的木柜，上面叠着破旧的棉被棉褥。还摆着各种水果罐头的玻璃瓶子。泥土墙上贴着文革中时兴的宣传画，还有过时的年画。外屋是锅台，烧饭烧水的同时，也烧热了火炕。柴火是每家的生活必需品，有草有蒿，有麦秸有豆秸。每家都备有锋利的缮刀，用于秋季打火柴。家家房前屋后有自种的菜地，都养猪喂鸡。老职工虽然挣三十二元的工资，但能养活父母和四五个孩子。父子俩都是职工，家庭就算富裕了。
    五连的百十余户人家，有百分之六十是贫下中农出身，阶级队伍的阵容强大。从中产生的班排长，机务工人，后勤管理人员都带有贫下中农的本色。以韩广金、苏洪亮、黄阜、李万春、金连石、张景森、李福泰、杨维国、于洪林、李明山、拱司友、陈伯合、郑家田、葛新等一批代表人物，组成的阶级阵线异常鲜明和强大。地富反坏右有十几位，天天由杨守山和崔华生带着劳动改造。
    连长孙贵和指导员梁廷玉是贫下中农的代表人物，他俩带领五连“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人斗”，生产和政治都走在五十团的前列，获取了无数个荣誉。知识青年，当时喊“新战友”，在这个环境中接受再教育，得天独厚。
    新战友来自五湖四海，以上海、天津、北京、哈尔滨知识青年居多。还有齐齐哈尔、鸡西等城市知青。六八年和六九年，每个连队都达到了几十名至二百多名知青。整个查哈阳农场有一万三千名知青。
    哈尔滨知青讲义气，初期知青相互打架，都是哈尔滨知青占上风。北京知青能“侃”，家庭关系硬，社会信息多。天津知青爱“白唬”，爱踢球，爱摔跤。上述三个城市知青的共同特点，是恋家。每年的探亲假必须享受，不能轮空。而且每次回家，都扛着整麻袋的豆油、木耳、黄豆、葵花子。负重百十来斤赶火车，抢座位。回到家后，父母心疼得不知如何是好。帮助孩子洗澡，洗从里到外的衣服；还得择头发上的虱子。
    上海知青则不然。他们头脑清楚，大都精明，且最能吃苦。三年不探亲也无所谓。因此每年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队伍中，上海知青占到百分之八十五；入党提干占到百分之七十。
    四大城市知青汇集在每个连队里，开始时互相戒备，互不信任。渐渐出现摩擦，甚至是群殴和械斗。慢慢地有了沟通，互为渗透，不再以区域划圈子。而以个人好恶志趣形成朋友，男女间也能谈情说爱了。

    男宿舍里两侧的火炕，有三四十米长。通道上有两座单砖砌成的火墙。知青的被褥都卷起来，每逢开会各自坐在自己的被褥上。炕面上坐着老职工，炕沿上坐着女知青和职工家属。开会时宿舍里烟雾弥漫，喧闹声，嬉笑声，打逗声此起彼伏，一百多人的声浪能传出很远。开会是兵团的主要活动方式。搞不完的运动，干不完的生产，说不尽的故事，都要通过开会这个平台。几乎每三天就有一次全连大会，有时连续开三天。
    每次开会前，大家唱起带有浓重东北味道的歌儿：新苫的房，雪白的墙，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。贫下中农热爱你，心中升起红太阳。越看心里越爱看，越看心里越亮堂。我们欢呼，我们歌唱，歌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。
  说来也奇怪，那时的人们特别愿意参加这样的大会。在地里劳累了一天，赶紧吃晚饭，赶紧洗脸，赶紧抢占位置。女知青还得洗头梳辫，脸上抹点什么，容光焕发地进入会场，占据炕沿上显眼的位置。老职工们不甘落后，从地里赶到家里，又从家里赶到宿舍里。找亲近的知青凑到一起，不忘给知青捎上烟叶和葵花子。烟叶有“蛤蟆头”和“包杆红”，极辣且呛人。葵花子粒大饱满，极香且易嗑。男人抽烟为主，女人嗑瓜子居多。开大会之所以吸引人，是这种形式增加了人们的沟通和亲近。二十多岁的男女青年，可以眉来眼去，可以眉目传情，可以暗中随心所欲地观察每一个人。还可以自由自在地想自己的心事。这种享受是独特的。
    这里是展示自己的特定场合。假若想出风头，或是想吸引某个人的目光，只要你郑重地发言，或是大声地说一句笑话，或是出一个洋相，哄笑中就达到了目的。但也有怕难堪的，不敢出一点动静，不敢说一句废话，甚至不敢放一丝臭气。
    每次散会，遍地狼籍。满地都是烟头和瓜子皮，烟味和汗臭味久久不能散去。男知青们各扫“门前雪”，动作利索的早早地钻进被窝，火炕的热度使疲乏的身子漫漫地舒展。动作迟缓的就受气，行李卷放不开。别人六十公分宽，你只剩三十公分。睡在炕头的，褥子总是热的。挤在炕梢的，总是凉的。等炕梢见到温度时，炕头的炕席和褥子就该烤糊了。因此，没本事的没能力的智商稍低的，都被挤到炕头或炕梢。只剩下男青年，也就只剩下叫骂声了。你骂我一句，我骂你一句。大家骂一人，一人骂大家。各个城市的骂法不一样，“丫挺的”，“搞什么搞”，“操你妈”，“瞅你那个揍行”。每夜里都有跳起来大骂不止的，炕头太热了。也有骂声连天的，炕梢太凉了。有时，中间的火墙因烟道不畅，热度膨胀，“砰”地一声火墙被崩开。这就惨了，热浪所及之处，被褥箱柜，脱下的衣服都是黑的。离火墙近的。连脸都熏黑了，只剩下一口白牙。
    每天早上，起床的钟声敲了半天，男知青们大部分贪睡不起。挨到不得不起时才起来，但来不及洗脸漱口。因为上工的钟声再响，食堂就关上卖饭窗口了。最要命的，起床晚的还得倒大尿桶。
    吃过早饭，分排分班进行雷打不动的“天天读”。“天天读”大约半小时，口齿不错的领读，口才不错的带头发言，然后每个人都表态。日复一日，一直坚持到七一年林彪摔死在温都尔罕。
    红皮宝书人手一册。学得最多的是《为人民服务》、《纪念白求恩》、《愚公移山》，还有《反对自由主义》。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”，是使用率最高的警句，几乎每一天都离不开。
    毛主席语录的作用，是无所不在的。统治了每一个人的思想，支配了每一个人的行动。凡是需要作出某种解释或某种决策时，都可以从中找出答案。人们在日常活动，乃至写日记，写信，写思想汇报，写批判稿，写入团入党申请书，都要精心地有针对性地写上一段毛主席语录。有时出现互相矛盾，甚至含义对立的语录，就各取所需，各自领会，各各派上用场。
    毛主席语录基本常用的有四十多条，人们耳熟能详，张口就来。关键是“活学活用”。面对一时的思想活动，或是一件现实活动，能够和毛主席语录对上号，并且引申出语录在思想活动或现实活动中的指导作用。那样的心得体会，就是“活学”。如果再引申到语录指导产生的积极作用，乃至产生积极效果，那就是“活用”。不动脑筋，谈不上“活学”。不能吃苦，谈不上“活用”。作到这两条也得付出代价，累的要死要活时，钻在被窝里也得捧着毛主席的书。就看意志和毅力了。也别说，那时的精神力量确实大，可以大到精神上拥有原子弹。正如毛主席讲了一辈子的话：“与天斗其乐无穷，与地斗其乐无穷，与人斗其乐无穷。”老人家其乐无穷一辈子，带动那时的人们，都在追求其乐无穷。
    兵团知青每天都在产生“活学活用”的积极分子，但有差异。积累丰厚的，有典型意义的，领导需要推广的，就可能成为连、营、团、师，乃至兵团级的积极分子。上海知青最出色，能够占到百分之八十五。说明他们肯动脑筋，也最能吃苦。

    到兵团一年，经历了“春种，夏锄，秋收，冬修”的全过程后，知识青年们才知道“锅是铁打的”。
    黑龙江省四月份地刚解冻，春寒料峭。种大田的麦子、玉米、高粱、谷子、甜菜等农作物，必须而且只能依靠机械。大田里每根垄上千米长，地冻得那么硬，人工根本无法操作。人成了机械的奴隶，机械消耗燃料，人却消耗体能。查哈阳能种水稻，既是福分又是罪过。机械进不了水田，人们又成了奴隶的机械。人们在水田里不能穿靴子，只能光着腿插秧。寒冰刺骨，关节就象针扎的一样疼。男人喝口酒，身上还有点热气。女知青可就惨了，几乎都得了程度不同的妇科病。插秧就得不停地弯腰，腰关节没有不受损的。
    相对来说夏锄是轻体力劳动。区别在于弯腰的程度不高。锄第一遍地时，人们还认真，因为需要仔细间苗。铲二遍、三遍地就不认真了，可以用箭步，一个动作能窜出两三米。还可以左右开弓，兼顾两根垄。尽管如此，毕竟还是体力劳动。烈日当头，渴得要命。每根垄都望不到头，一步一挪，一直干到日落西山。
    麦子是“种在冰上，收在火上”。七月底麦收时节，最令人揪心。这时是雨季高峰，连着三天下雨，收割机下不了地，就要命。小麦是主要作物，种植面积大。麦熟了必须及时收割，早一天没有灌满浆，千粒重不足，造成减产。晚一天麦粒掉地或成片倒伏，也会造成巨大损失。连长们天天盼着好天气，同时准备着机械配备、人力配备、运力配备、物资配备、场院配备、后勤配备。不亚于一场整体和立体的战役。
    赶上好天气，人们紧张忙碌。口号是“早晨两点半，地里三顿饭，晚上看不见”。拖拉机和收割机换人不停车。车前麦浪滚滚，车后是一包包麦粒和一垛垛麦秸。运输车尾随其后，六七个强劳力抗起一个个灌满麦粒的麻袋，小跑着往运输车上装运。运到场院晾晒后，二次装入麻袋，营部或团部的汽车再运到国家粮库。一条龙作业，各个环节都不能松劲，而且是连续作业，一气呵成，干满十五天。地里三顿饭不是土豆汤就是白菜汤，就着这些汤，一顿饭咽下过十六个馒头。
    赶上连雨天，机械下不了地，就得“龙口夺粮”，“小镰刀战胜机械化”。人们的心情焦虑而又沉重。在泥水的麦地里摸爬滚打，割下的麦子又扔到水里。麦子两天就会发芽，发芽的麦子不能交国库，只能自己吃。又粘又涩难吃极了。“龙口夺粮”事半功倍，十天的人力奋战，抵不上半天的机械化作业。极大地消耗了人们的体力和精力。所获无几，但也要总结人们精神上的胜利。
    大田秋收，即使下雨，也用不着那么紧张。玉米、高粱、豆子轻易不会倒伏。但谷子的密度大，扎“腰子”特别费劲，女孩子的力气根本不够用。割大豆也受罪，“麦打齐，豆打叉”，豆枝扎手，必须带着简易的皮手套。割不多时，手上就伤痕累累。割玉米割高粱也愁人，一人多高的枝叶，刮得人脸生疼。秋收的好处，是吃的东西丰富。宿舍的炕洞里烤嫩玉米、新土豆。到十月份只剩下白菜土豆，一直到转年吃不到新鲜的东西。

    黑龙江省十月份开始下雪，人们早早地穿上了棉衣棉裤。东北历来冬天“猫冬”。兵团却开始大修水利工程。六九年，五师调集八个团的兵力，在查哈阳地区组织万人水利工程大会战。冰天雪地，呵气成霜。零下三十七度的天气，考验着人们的承受能力。镐砸下去，冻透的黑土地只溅起几星土渣。砸了一整天，一个人不过刨出来些许的土块。用土筐抬到河段上，堆积成线，形成上水渠道。为提高进度，用炸药炸，又出了许多工伤。炸伤脸，炸断胳膊，炸瞎双眼。也有人搭进年轻的生命。冬天修水利也是事倍功半，也是精神锻炼。所谓“冰天雪地炼红心”，也是自欺欺人。
    各种运动往往安排在冬天进行。阶级斗争严酷无情，冬天严寒逼人，运动的本身更加冷酷。有多少人倒在寒冬腊月，有多少人倒在冰天雪地里。
按现在拍摄电视剧的手法，兵团当时可以留下多少刻骨铭心的大场景，留下多少融化在血液中的特写镜头。

    在那个特定的年代，政治第一，政治氛围相当浓厚。几年里，兵团和全国的政治运动保持着一个节奏。发动和组织接连不断的运动，如“清理阶级队伍”，“斗批改”，“一打三反”，“农业学大寨”，“批林批孔”，“儒法斗争”，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等。还有三次大规模的整党运动。由于兵团政治部门齐全，政治领导坚强，政治干部精干，所以历次运动都是有声有色，有始有终。而且总是创造大批的经验，推而广之。
    对于知识青年来讲，兵团是座革命的大熔炉。努力追求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。政治能力和政治才干，与日俱增。造就了一批敢批敢斗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，培养了一批政治上过得硬的后备干部。从七零年开始，知识青年被陆续提拔到连、营、团、师级的领导干部。也涌现出各方面的典型人物。
    兵团是培养革命英雄主义的摇篮，“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”是所有兵团战士的共同信念。每个人都向往英雄业绩，盼望那闪光的一瞬间。为了抢救集体财产，哪怕是几只牲畜，几根木头，舍生取义，在所不惜。在山林失火、荒地起火、宿舍着火中，在洪涝灾害中，在修路采石爆破中，在工伤事件中，在交通事故中，许多兵团战士英勇献身。这样的知青和故事，催人泪下，唏嘘不已。那时人的价值真说不清楚。那时注重的是精神上的虚夸，思想上的浮躁，政治上的炫耀。特别善于挖掘和延伸，每件小事里都包含着惊天地，泣鬼神的大道理。总是令人耳目一新，为之一震。说人们思想单调，但思考方法相当深入。说人们精神单色，但精神活动相当深刻。说人们感情单一，但感情世界又相当深沉。为了毛主席，没有一个人不幻想当一把英雄，甚至当一回烈士。细想起来，那时的生活又苦又闷，英雄和烈士却是一种超脱和解脱。然而，当英雄当烈士的机遇，不是每个人都能遇上。
    兵团的运动层出不穷，除了紧跟全国的运动外，还有独自的运动。比如创建“四好连队”，评选“五好战士”。更独特的是，连以上的干部每年都要“思想爬坡”。每个连队都是一个自然屯，“四好连队”难免牵强附会。每个战士都是扛锄头的农业工人，“五好战士”难免风马牛不相及。
    所谓“思想爬坡”，也就是思想上拔高。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，拔高到路线斗争觉悟。连以上的干部先在党支部内部讲，再到全体党员会上讲，再到班排长会上讲，最后到全连群众大会上讲。反复评议，反复修改。既有面对面，还有背对背。每个干部都要“灵魂深处闹革命”，思想问题“刺刀见红”。最后上报营党委和团党委。有的干部，这个坡怎么也爬不过去。就有可能在转年的领导班子中消失，或是异地调动。
    七零年我还是副连长时，在第一次思想爬坡中，极为认真。总结出自己一年中“懒”、“软”、“散”等六个问题。在我爬坡的全连群众大会上，老职工和新战友都关注，全连百分之百的人员都参加。结果无人值勤，女知青的宿舍因烟筒油子引发一场大火。知识青年的行李衣物荡然无存，损失惨重。救火的水都倒在了涤卡布料的中山服上，冻成了盔甲。火烤在脸上，热不可耐；冰裹在身上，冷不可忍。在扑灭这场大火过程中，我的爬坡认识得到了升华。
    应该说，“思想爬坡”有积极的意义。促使干部警醒，接受群众监督，有利于在群众中建立威信。也是提高每个干部政治认识水平的有效途径。九十年代全国性的“三讲”运动，就有当年“思想爬坡”的影子。可见这种形式有很强的生命力。
    经过一到两年的全过程，二十岁上下的知识青年们，切身地明白了兵团这样环境是什么概念。意识到在这样的天地里扎根六十年，是得想个法子。各自寻思着各自的位置和出路。有政治基础和天赋的，发挥政治才能和才干，争取入党，争取当连干部，争取上团营机关当参谋和干事。政治上看不到希望的，靠体力拼命干，争取上警通排，争取上机务排，基建排，后勤排，争取上食堂、酒坊、场院、菜园子，争取养鸡养猪养蜂，赶马车赶牛车。一句话，争取从生产第一线撤到第二线。第一线太苦太累，体力实在支撑不住了。那时，男知青帮女知青接一根垄，女知青帮男知青洗一件衣服；女的热泪盈眶，男的感激涕零。可想而知，苦和累到什么程度了。
    特别要讲的一个特殊的现象，所谓的贫下中农（老职工）迫害女知识青年。从七零年开始，各连屡屡传出老职工强奸女知青的案件。犯事的有连长指导员，也有不起眼的落后老职工。后来还有现役军人中担任一定职务的。以至于形成一股风。在七三年，整个兵团上下，开展了一场镇压运动。十六团的黄团长和参谋长被枪毙，一些连长指导员被判刑，最轻的也被开除党籍，开除干部队伍。
    实事求实地说，都归罪于“强奸”并不准确。这里面有许多复杂的因素。那时的男女知青不准谈恋爱。艰苦的生活，繁重的劳动，使远离父母和城市的女知青，渴求呵护。人的生存能力和承受能力到了极限。贫下中农衣着简陋，话语粗鲁，外观上没有可爱之处。但在女知青的眼中，他实实在在地帮了你，甚至是救了你，感激之情很容易变成男女之情。以身相许，在所不惜。那个年代只有身体资源是自己能够支配的。
    当然，确实有一批利用职权玩弄女性的道德败坏者。但有些人还是出于人的感情上，政治上，生理上的基本需求。在特定的年代，特定的环境，特定的条件下，发生了特定的遭遇和故事。

    我有幸在七零年五月四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紧跟着六月四日被任命为五连副连长。我不是五连最能说或最能干的，但我有幸遇到了梁廷玉指导员和孙贵连长。之前我当过排长，又当了司务长。司务长的任务是管理食堂兼采购员。秋末冬初，我带车到阿荣旗采购土豆粉条，预备过冬的蔬菜。有一次，“罗马”胶轮车深更半夜才赶回连队。我在露天的挂斗车厢上冻僵了，宿舍里的知青把我抬下来。正巧被梁指导员看在眼里，也感动了贫下中农和知青们。有了这样的火花，我就入了党当了副连长。
    刚当副连长，什么都不懂。各种农作物的播种量和亩产量，各种机械的配备和工作量，后勤中基建、畜牧、场院的支配和调度，都不清楚，都不掌握。没有独立指挥的能力。孙贵连长对我不满意，在公开的场合斥责过我。我一度心灰意冷，想打退堂鼓。但身不由己，只能从头学起。从七一年起，我担当起第一线总调度的角色。每天起床，我招呼集合四个生产排的队伍，浩浩荡荡地奔向地头。按排按班按人分垄。然后在地那头，统计和监督排、班、每个人的进度。收工时，进行总结和讲评。坚持了一年，终于获得了孙连长和梁指导员的赞许。但知青们有怨气，天天这么干，谁受得了？我从宿舍搬到了连部，每夜孤独地蜷缩在陈旧的办公桌上。思想上还是苦恼不已。
    秋收刚过，我听到五十团采伐连要充实一名连长。我偷着给卢金财营长打电话，自报奋勇。卢营长正愁着呢，一下子就批准了。我心想总算脱离连队，总算摆脱知青们怨责的目光了。没诚想孙贵连长动了感情，把我邀到他家里，四个菜加一壶浊酒。孙连长的老伴患有精神病，从不邀人到他家吃饭。我心里滚烫滚烫的。
    孙贵连长是贫下中农的突出代表。他对各种农作物极其熟悉，生产各道环节娴熟在心，节气和火候把握得顺心应手。他手里搓一把麦粒，就能判断出亩产量和总产量。他只有小学文化，不善于言谈，总扳着脸。但政治水平并不低，每次表态都不走板，每次运动都能适应。手下的排长都怕他，都是绝对地服从，五连的管理绝对过得硬。
    他很辛苦，一年四季在地里转来转去。五连的八百多垧地，他的脚印密度最大。我在连部里睡觉，几乎每天他都是最晚离开的。五连的生产年年走在全团的前列，年年是“农业学大寨”的排头兵。团长和政委对五连赞不绝口，知识青年对孙连长敬佩不已。
    梁指导员没有请我吃饭，但看得出他的依依不舍。这位指导员身材不高，而且单薄。冬天总是披着羊皮袄。他的眼睛有神，而且特别的有神。他是贫下中农的政治代表。
    他文化并不高，字却写的漂亮，政治才干更是了不起。在那个年代里，政治敏感和政治洞察力是第一位的。他多次担任各种运动的工作组长，每到一处总能打开局面，总能出成绩，总能出经验。六九年底到五连任指导员，翻开了五连辉煌的一页。通过大会小会，每一个人对他都折服。阶级斗争的观念，他阐述得井井有条；阶级斗争的动向，他分析得头头是道。通过他的各种思想工作，每一个人都被激活。老职工，新战友，积极向上的，甘于落后的，都在他的鼓动下，奋勇争先。他是五连的发动机，是五连的推土机，是五连的收割机。
    他对我政治上有恩。
   
    七一年八月至七三年二月，我在大兴安岭牛耳河林场，经历了两个夏季和两个冬季的林业采伐。兵团之所以上山采伐，是基本建设的需要。用大米、猪肉、白酒，有计划地换取宝贵的木材。这种不等价的交换，今天不可思议，但在七十年代初，确是双方都需要的。
    夏季的任务是在原始森林中，修筑简易路，以备冬天采伐时用于运输。有六七十人，设置了连级编制。我当上了采伐连连长，指导员是转业军人庄风和。生活条件艰苦，住在自己搭建的帐篷里。蚊子小咬防不胜防，饮用山上的“空山水”。劳动强度大，用镐锨撕开草皮，取出石头做路基。伐倒落叶松和白桦树，截成一段段，铺设在简易路基上。森林里不起风，每天都是汗流浃背，气喘吁吁。伐木有很大的危险性，每年都有被砸死的，砸伤的更不在少数。森林里夏天还有野熊、野猪、野狼的威胁。
    我却忙里偷闲，独自找乐。经常驾着“解放牌”汽车，挎着小口径步枪，拎着“海鸥牌”照相机，漫山寻找松鼠和野鸭子，还有浪漫的镜头。同时，跟北京知青王刚学会了下围棋。在这期间，我结识了孙场长，照相馆老金和林场检尺员程国珍等许多的林区朋友。
    这时显现出我独立的指挥能力和才干。我与林场领导谈判，在酒桌上论高低。我分配三个排每天的筑路任务。我组织各种学习，包括各种形式的大批判。我统筹安排后勤工作。每天还要做各种思想工作。甚至还得处理工伤事故，还主持过不幸身亡职工的追悼会。
  “哈腰哈腰挂啦，哈腰啦挂钩-----”这样原始的抬木头的劳动号子声，此起彼伏。映衬着我们的满身劳累，满腔悲怆，满腹惆怅。
    上对团党委负责，下对每个战士负责。我的能力得到了验证。我得到全连战士的拥戴，得到王海祥副团长的赏识和器重。他是位现役军人，对我抱有很大的期望。我的身上有了孙贵连长和梁廷玉指导员的影子。我的心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和平衡。
    冬季大部队上山，成立临时党委，由团级领导挂帅。四五百人的规模，十几辆汽车，十几辆拖拉机的配备。这是大会战的性质。三九严寒，零下四十度的天气，对人是严峻的考验和挑战。团长们每天都在要进度，营长们每天都在一线督战，连长们每天都在身先士卒。战士们每天都在伐木头，扛木头，装木头，运木头。除了政治上和精神上的作用，还有每天补助八角钱在起作用。
    七三年二月，会战进入攻坚战。父亲给我拍来电报，说我叔叔患了癌症，要我“速归”。几次请假，王英武副政委不准。情急之下我逃跑回津。临时党委为了稳定军心，严厉地给了我“留党察看”的处分。我由此在政治上跌到了低谷。半年后改为“党内警告”，一年后到团直农建连恢复副连长职务。在采伐连两年半，是我能力才干施展最充分的时期。那时我二十三岁。
    七三年七月一营党委抽调削职为民的我，参加“一打三反”工作队。半年的时间里，都陷入在教导员和营长两个阵营间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。触及了七八个人后，不了了之。但我有缘与关晨平、方和光、刘曼丽、马亚莉、王敬茹、何美华、翟国庆等知青朝夕相处。最重要的是，由此奠定了我和翟国庆的感情基础。
    从七四年开始，我到了团农建连当了副连长。连长先后有王立权、赵治广、杨河沂，指导员是上海知青陆菊梅。副指导员是与我性格相投，秉性相近的周金水。
    团党委为加强农田基本建设，特意新建这个农建连。以机械化为主，有近十台“100”马力和“75”马力的推土机。承担全团修沟挖渠工程，为全团的灌排水利工程发挥了重大作用。这是张福深团长有远见卓识的一步棋。
    农建连有近百人，其中有精明强干的拖拉机手，有毕景泉那样虽“土”但实用的专业人员，有一批团机关干部中的刚刚高中毕业的子女。特别是把团宣传队整编制地纳入农建连，使这个连队的人员素质和精神面貌，与众不同。
    团一级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，集中了全团具备文艺才干的知识青年。他（她）们能歌善舞，能文能武，特别能战斗。在同样艰苦的生产劳动之余，还要编排节目，排练舞蹈，苦练基本功。象周金水、刘启民、邹德增、裘峥嵘、张铁男、王久民、王春生、杜志光；杨志英、姜忆琴、李素惠、王艳懿、于乃奇、袁兰等一批骨干力量，既在宣传文艺的舞台上光彩照人，又在连队的现实生活中魅力感人。他们既是全团文化生活的传播者，又是连队里的政治骨干。他们既是普通的兵团战士，又是特殊材料造就的知识青年。在全团的范围内，他（她）们有点象今天的演艺大腕，也拥有过“追星族”。但却有着某种深刻的区别，不可同日而已。我有幸与他（她）们愉悦地相处了四年。

    七一年九月，上面传达了林彪叛逃国外的“九一三”事件。人们目瞪口呆，喊了好几年“身体永远健康”，怎么一下子就消失了呢？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空白，知青的头脑中出现了空白。接踵而至的“批林批孔”、“儒法斗争”、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，充填了这块空白，但知青的政治目光开始审慎了。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接二连三，人们还在努力地学。这些指示仿佛没有了逻辑，越来越难懂。比如“儒家”、“法家”、“宋江是投降派”，这些历史的灰尘纷纷扬起，历史的人物纷纷亮相，历史的烟云纷纷掠过。知青们在疑惑不解中，政治热情骤然下降，政治生活趋于淡漠。
    到了七六年，在寂寞中爆发了人们不能接受的事情：周总理、朱总司令、毛主席相继逝世。天象塌了一样，人们狠狠地痛痛地哭了。四月份天安门广场事件，七月份唐山大地震，十月份粉碎四人帮。这一年天崩地裂，多灾多难。人们茫然不知所措，木然不知所以。
    偏偏赶在这一年，兵团解散，编制恢复到农场体制。现役军人们或走或留，留下来的摘掉领章帽徽，不再是军人。兵团整个结构打乱，领导重新组合，人员重新就位，任务重新定位。从七七年，开始恢复高考制度。知青们乱纷纷地拿起搁置十年之久的课本，谈恋爱的男女们乱糟糟地分手。每个人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轨迹。工农兵推荐上大学，成全了少部分知青的回城梦。高考上大学，又走了一批朝夕相处的战友。剩下的知青都动摇了，摧毁了精神底线。什么“扎根六十年”，什么“走与工农相结和的革命道路”，什么“做共产主义接班人”，统统地扔掉了。
    有文化基础的，不顾一切地念书。没有条件的，都往家里写信，哀求父母，无论如何也要办成“困退”，或是“病退”。城市里的父母们被逼无奈，纷纷地托关系，找路子，四下活动。有的人大功告成，有的人无效劳动，有的人损兵折将，有的人适得其反，有的人反目成仇。那一年，往返的信件、电报、包裹特别多。有一半的知青挥手道别，剩下的一半心灰意冷。知青宿舍里冷清清的，没有一丝热气。时常听到知青们，唱起哀怨的悲凉的凄惨的“知青之歌”。每个知青的脸上都写着消极和焦急。打扑克，打麻将，喝大酒，唱大歌，玩“三打一”、“升级”、“拱猪”。这一切都成了苦熬苦等的极端手段。
    我随五十团整党工作队，到五十四团工副业连，担任分队队长。进一步看到了整个兵团都处在苦熬苦等的状态里。
    一直苦熬苦等到一九七九年，邓小平实际主持工作的党中央，终于下发了知青大返城的通知。整整十年，整整十年。知青们才盼到回城与父母团聚，回城重新生活，回城养儿育女。

    兵团的前身是国营农场，是大机械化生产，是中国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。严格地说，兵团的老职工不等同于某种意义上的贫下中农。在黑龙江建设兵团“接受再教育”，比之农村插队，比之草原放牧，甚至比之其他建设兵团，幸运多了。
    怎样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？
    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，耗时最长，人员最多，涉及面最广的上山下乡运动，实质上是一场移民运动。当时却被视为培养千千万万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壮举，是缩小城乡三大差别的有效手段，是缓解城市人口压力的最好途径。但实事求是地看，这场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，是所谓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”理论的产物。既然文化大革命和这个理论都是错误的，那么，这场运动就是错误的，理所当然必须纠正和终止。
    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怎么形成的？如何决策的？至今披露的文章不多。深刻地思考，应该想到主观上，是毛主席一辈子都在讲农民是同盟军。在他的心目中，农民尽管“脚上粘满了牛粪”，但他们“最干净”。依靠他们完成了“农村包围城市”，进而夺取了政权，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大业。尽管建国二十年了，但毛主席心目中还是相信贫下中农“苦大仇深”的阶级属性，相信他们具有天然的革命性和战斗力，相信他们的忠诚。而且他一生最熟悉最不愿意放弃农村这个辽阔的革命课堂。因此，要保证“红色江山不改变颜色”，要防止“中国共产党出现修正主义”，甚至要想“使北京成为世界革命中心”，就要把祖国的第二代交给农村，交给贫下中农。以磨练意志，磨历阶级感情，磨合绝对忠诚。他始终相信，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”，在那里，“青年一代是大有作为的”。
    客观上当时城市几千万人不能就业，这个举措可以缓解城市的压力，减轻城市的负担。知识青年正巧处于苦闷和无奈状态，茫然无所适从。因此领袖一旦发出号召，也就义无返顾地追求“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”去了。
    主客观相吻合，使毛主席的意图得以实现。这应该是吻合毛主席思路和心境的一种解释。因此，他郑重其事地说：“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。
    到了农村这个环境，才发现所谓的“贫下中农”，尽管还有着朴素、朴实、勤恳、勤劳，特别能吃苦的阶级本色。但仅仅保留着对旧社会“苦大仇深”，只能依靠吃“忆苦饭”，开“忆苦会”等这样教育青年的粗俗的低级手段。
    毛主席还深刻地讲过，“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”。还处在政治和经济落后状态中的贫下中农，“一穷二白”使他们克服不了狭隘，自私，愚昧的一面。知识青年交给了他们，受到了歧视，怨恨和迫害。整体而言，苦不堪言。尤其是落入云南建设兵团和穷乡僻壤的知识青年的遭遇，惨不忍睹。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有切肤之感。尤其是老三届知识青年，首当其冲，深受其害。
    上山下乡运动有没有正面意义呢？只能说对知识青年形成优秀品质和性格，确立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的人生道路起到了深刻的影响。后来有所作为的一批人，无不受益于此。还有一点，知识青年给农村和农场带去了城市的生活习惯，贫下中农才知道城市里的人，是怎样生活的。
    除此之外，其它都无从谈起。
    可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，是决策人对国家，对历史，对人民群众的“极端不负责任”。后果是祖国的第二代，遭受了一场噩梦，一场悲剧，一场大倒退。使好端端的国家停滞甚至倒退了三十年。
    在兵团十年，生产活动惨烈，政治运动浓烈，感情世界炽烈。这十年，与天斗其乐无穷，与地斗其乐无穷，与人斗其乐无穷。这十年，既欢愉，又疲惫。既希冀，又迷离。既丰富，又依稀。这十年，汗洒边疆苦亦乐，泪奠黑土痛也去。这十年，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。


来源: 我在查哈阳的日子

宋金山

再访牛耳河         

   2002年9月，关晨平和宋金山来到哈尔滨，我们约定一起去回访，大兴安岭额尔古纳左旗的牛耳河林场。宋金山71年时任五十团采伐连连长，我是排长。在那里跟着大部队修筑了三个月的采伐路，留下了终身难忘的经历和记忆。关晨平也在那里度过了整整一个冬天，也有深刻的感情。因此，金山一提出动议，我俩积极同声响应，一拍即合。
    先到齐齐哈尔，受到查哈阳办事处主任丁德重的盛情接待。之后，到了海拉尔，谈好100元包了辆出租车，先直奔每年一次的那达慕大会现场。车行了一个多小时，到了那里一看，已经结束好多天了，但还保留了大会刚刚结束的场面。金山又提议，让出租司机拉我们到草原上放牧的地方看一下。车又行驶了近半个多小时，来到了有数百只牛群旁。它们在甜甜的吃着草，见到我们后都抬起头，一起哞哞地友好地叫了起来，好像是在欢迎我们这样不速之客似的。朝远处眺望一望无际的绿色大草原，感觉真的太美了，我情不自禁的举起双臂，高歌一首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》，这时关晨平和宋金山赶紧拍照。啊！亲眼目睹到大草原的绮丽无比的风光，缘了一场梦想。
    顾不上细细浏览，已到中午吃饭时间了，又让车拉到了蒙古包饭庄。点了一条大羊腿，师傅用铁锅加凉水清煮，熟后几个人用刀子割大块的嫩肉，蘸上辣酱，大口大口的吃。边喝着当地叫作“闷倒驴”的白酒，近俩个多小时后，打着饱嗝，带着酒气，就急冲冲地搭上夜间的进山火车，长驱直入牛耳河。
    第二天近中午，到了牛耳河火车站，原来堆满木头的楞场已空空荡荡。来到了小镇上，先找一家个体旅店休息一下，店主向我们偷偷的介绍，他们店里有好几种野物，问我们想吃吗？金山一听，马上同意来四种，袍子肉，飞龙，野山鸡，松鼠肉。饱食了一顿野餐后，又包了一辆个体轿车，上山里寻找我们当年修的路。我记忆中的大兴安岭，当年是山脉起伏，群山峻岭，首尾衔接。望不到头的原始森林郁郁葱葱。成片的落叶松仿佛是浩瀚的海洋，松涛阵阵，浩浩荡荡。期间夹杂着挺拔的红褐色的樟木松，宛如红脸的关公，神态从容。还有素净的白桦林，枝叶繁茂，随风摇曳。倔强的红曲柳，貌相上却是婀娜多姿，百般妩媚。我还记得那些松鼠，在枝头窜来窜去。野鸭子和“飞龙”在林间飞来飞去。还见过野猪，野狍子，野山羊，甚至还见过罕见的“罕达罕”。当年从5连来到这里，我们着实地陶醉了一阵子。
    不幸的是，80年代那场震惊世界的深林火灾，绵延数百里，燃烧几十天，将大兴安岭烧得苟延残喘，面目全非。举世闻名的绿色宝库毁于一旦。这里全部变成了次生林带，从头再来的育林地带。那种浩瀚的感觉没有了，那种神秘而又神圣的感觉没有了。车顺着荒芜的石头道吱吱扭扭地跑了俩个多小时，终于到了当年修路的寄亚工区，远处还能依稀地看到寄峰那个制高点。沮丧中我使劲地辨认当年搭帐篷的痕迹，修路的印痕，抬木头装汽车的点滴印象。一切都是恍然，也是枉然。
    恍然中我的耳边，像是想起了起床号子的声音，唧唧咋咋，忙忙乱乱，几个排的人马，争先恐后，挥斧抡镐，撕开草皮，取出石块，填充路基，遇上沼泽地，就要伐树垫路基。——树林中闷热得不透气，早上刚到工地就遭到成群‘小咬’的攻击。上午‘小咬’走了，绿色大‘瞎蒙’又来叮咬，不在意一叮一个三角口。‘瞎蒙’走了，傍晚蚊子又嗡嗡来参战。很无奈，为了抵御它们，只能穿着外套，再累再热也不敢脱光上衣，尽管如此，每人的脸上也都有被叮咬的痕迹。挥汗如雨中，喝一口山水，嚼一口野果。还要丈量进度，比试质量，征集好人好事——收工时，还要唱着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”，“战士打靶把营归”——晚饭后，趴在帐篷里挑灯写日记，写体会，写汇报，开大会总结，团支部搞活动------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生活环境下，一干三个月，胜利圆满的完成了任务。
    我在5连时，是第一批知青排长，是第一拨申请入党培养对象。苦于出身不过硬，屡屡不能升格，不能成为心往神仪的预备党员。到牛耳河，也是盼着再来一搏，来个火线入党。当年我是拼尽力气，使尽浑身解数，小车不倒只管推。金山了解我的心思，一再给我鼓劲，屡屡地派我到最能考验人的位置上去，兼任团支部副书记。谈心，交流，鼓动，思想工作做得有声有色。然而，这段经历还是铩羽而归，未能实现宏伟的心愿。当年下山时，金山给我一句话，至今清晰在耳：“思想上入党是一辈子的事，不能停下脚步，还要继续。”
   
    此时，关晨平的心情还好，一副沉思状。他在查哈阳一直坚持到92年，位及总场副场长。他是知青中的佼佼者，也是守望者。金山的表情却比我还要凝重。我知道，金山当年就是在这里受到临时团党委的处分，遭遇滑铁卢之败。他在牛耳河奋战俩冬一夏，比我的感受会更复杂了。
    就在这时，一直苦苦支撑着的桑塔纳出事了，车轮胎连爆了俩次。山里没有信号，手机打不了，只好让司机自己，开着只有三个轮带气的车先走，回来再接我们。
    天渐渐地黑了，趁着月光我们三个人，一直边走边等待那辆车来接我们。森林的夜景很恐怖，在月光的映射，纷纷杂杂的森林，勾勒出奇形怪状的图案，呲牙咧嘴，七扭八差。这时生怕听到一点动静，可没有动静更可怕。我情不自禁的哼着小调壮胆，不敢走快了，会惊动深山里的神魔，又不敢落在后面，被大林中的鬼怪拖住了腿。前瞻后望，左顾右盼。屏息滞气，闻风丧胆。一路上几次截过路的车，可我们来历不明，没有敢停下来的。
    就这样，我们走了四个多小时的山路，才在路上看到了那辆桑塔纳。司机在火车站信号亭打了电话，等待朋友开车送来新轮胎，我们才下了山，回到根河。金山的皮尔卡丹皮鞋，后跟掉没了还不知道。
    牛耳河，给我们留下了永久难忘的记忆。

2011,5,25